现货配资综合服务平台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结束。这条用鲜血与信念铺就的路，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的转折。
90年后，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下，中国教师报发起了“长征路上的好老师”系列寻访活动。本报记者接力奔赴江西于都、广东仁化、湖南汝城、广西全州、贵州遵义、云南禄劝、四川泸定、甘肃会宁、宁夏西吉、陕西延安等10个长征沿线重要地区，深入教学一线，寻访那些扎根红色热土、默默奉献的优秀教师。这不仅是一次新闻寻访，更是一次精神远征。
10位教师，10段人生。他们身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守护。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何为教育家精神，用最真实的坚守继续书写着伟大的长征精神。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致敬“长征路上的好老师”，把这份特刊献给所有走在教育长征路上的老师们。
江西·于都
╱廖小英 ╱
中共党员，江西省于都中学教师，曾获赣州市优秀教师、赣州市优秀班主任、赣州市最美班主任、江西省2025年最美教师提名人选、江西省2025年模范教师等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我们看到了一位好老师的样子。她就是廖小英。她的故事是从放弃开始的：放弃老家的编制，只为奔赴一场爱情；放弃周末的休息，只为给留守的孩子做一顿饭；放弃安逸的暑假，只为骑摩托车颠进深山，叩响贫寒学子的家门。所有这些放弃最终都化作了出发的勇气……
江西省于都中学 廖小英
一次次出发，只为那份托付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袁媛 | 周书贤
九月的于都，暑气未消，赣南特有的潮热仍笼罩着街巷与田埂，像是夏天舍不得退场。
新学期的铃声照常响起，廖小英却没有准时出现在教室。学生频频望向门口，心里都揣着同一个疑问：廖老师怎么没来？
一周前，廖小英刚做完一场手术。9月1日是她出院的第三天，医生嘱咐她要静养，不能劳累。但学生的牵挂，她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老师，您什么时候回来？”消息一条接一条，她逐一看过，然后回复：9月8日，一定回校。
廖小英是江西省于都中学初中部的班主任，也是一名英语教师。
此前，因为“寻访长征路上的好老师”活动，记者走进了于都中学。
在办公室等她时，窗外传来学生跑操的脚步声。两节英语课一结束，廖小英推门进来，看起来有些疲惫，眼里却闪着光。共事很久的同事李莉看着她说：“廖老师啊，是个有故事的人。”
这句话很轻，却打开了廖小英的职业过往。
▷为了爱，她奔赴于都
炒股配资网时间拨回2000年。那一年，廖小英大学毕业，报到证上写着派往老家兴国。但在爱情的天平上，她选择了放弃。她放弃了老家的编制，来到于都，在爱人工作的罗江初级中学做了一名代课教师。
“那个时候，代课教师的工资一个月210元。”廖小英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直到11月份才到账。之所以刻骨铭心，是因为国庆假期他们回家定亲，囊中羞涩，只得向学校预支了400元，才勉强撑起了那份体面。一学期后，也就是2001年2月，廖小英以优异的成绩正式入编，工资涨到了378元。这点工资对于当年的她而言，已是满心的幸福。
家访，是那个年代她夫妻俩的必修课。夫妻二人各骑一辆自行车，穿行在乡间土路上。廖小英骑的那辆正是她出嫁时的嫁妆。车轮滚滚，载着责任，也载着青春。
没有手机的年代，家访需要提前一周托学生带话，与家长约好时间，待学生回复确认才能动身。“有一回，山路太陡，无法骑自行车，便换骑摩托车。可路面坑洼不平，一侧就是深不见底的水库，两人险些连人带车翻下去。”从那以后，但凡险峻难行之处，他们便将车停在山外，徒步进山。“只有走到孩子家里，才真正懂得山里孩子的难处，尤其是那些住在最偏远角落里的孩子。”廖小英补充说。
26年，廖小英从罗江初中走到县城中学，从骑单车家访到开车下乡，从英语教师到教研组长，从初中教研处主任到中学教务处副主任。但有些东西没变过——
每个星期天晚上，她会在家长群里发下一周的工作安排。“让家长心里有个底。”廖小英说。
每次接班第一学期，她几乎会把班上孩子的家都走一遍。
路在变，车在变，学校在变，但是那份叩响每扇门、走进学生心灵的执念，一如当年那个为爱奔赴于都的女子，笃定而温暖。
▷左手培优，右手托底
2008年8月，廖小英从乡镇学校考入城区于都县第八中学（现为新长征中学）。在这里她工作了7年。因为教学业务能力强，善于带班，廖小英年年带毕业班，年年当班主任。
家长口耳相传，都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廖小英的班。那时还没有实施阳光分班，每到招生季，如何平衡班级人数成了学校的一道难题。
最夸张的是2012年9月和2020年9月，出于工作需要，学校安排她同时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一样的早读晚修，一样的查寝谈话，工作量直接翻倍。更大的挑战在于，两个班的底子天差地别：一个基础较好，另一个整体薄弱。同样的教案，在基础好的班级上课顺风顺水，但到了基础薄弱的班就推不动了，只能停下来，一次次降低难度，一遍遍讲解，直到看见学生眼里有了光。
“就像做菜，有的孩子喜欢蒸蛋，有的喜欢蛋炒饭，我必须准备两套方案。”廖小英这样形容跨层次教学的感受。她每次备课都准备两套方案，知识点怎么讲，不仅需要预设，还需要在课堂上即时判断。这样的教学节奏让她在两个班之间不断切换，像是在跑两条不同的赛道。尤其在基础薄弱的班级，她必须预设无数种衔接语和过渡方案，随时准备应对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卡壳”。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消耗换来的是两个班同时脱颖而出。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学期后，两次带的薄弱班竟从年级几个班里硬生生冒了出来，成绩直线攀升。同事说，廖老师有本事把一碗白米饭做出佛跳墙的味道。
来自教学的挑战可以应对，但两个班100多位家长，家校沟通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廖小英也有过无奈：“开会、上课，有时候确实没法及时回复信息。”但她给自己定下了一条铁律：每晚睡觉前，必须厘清当天未回复的家长留言。她太懂家长的焦虑了。“如果老师没回复，家长会想是不是我的孩子不够优秀，是不是班主任不想理我？”为了这份安全感，她宁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为留守孩子过生日
廖小英成为家长眼中的好老师，不只是因为教学质量高，还因为她心里装着那些“无处可去”的留守孩子。于都是劳务输出大县，每个班级都有不少留守学生。每逢周五，廖小英总会在班上公开发布邀约：“周末没地方去，就来找我！”这句看似随意的口头禅，成了留守学生周末的避风港。
从乡镇进城就读的淇淇就是其中之一。在很多人眼中，淇淇是一个自律、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但廖小英知道，她是那个父母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县城读书的留守少年。
因为父母在外务工，通常只有过年才回家，淇淇只能一个人住在县城刚买的房子里，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廖小英心疼她一个人在家寂寞，干脆周末把她领回家，给她做饭、陪她聊天。
廖小英第一次见到淇淇，是在入学资格审核的时候，她们有过简单的交流。没想到开学后阳光分班，她正好分到了廖小英的班上。选英语课代表那天，她和同桌同时举手说：“我们来吧。”
虽然淇淇一个人在家，但她从来没有迟到过。有一天淇淇突然迟到了，打她和她妈妈的电话都没人接。“吓死我了。”廖小英说。后来她妈妈通过远程监控才知道，孩子晚上因为肚子痛睡得晚，睡过头了。
廖小英是个有心人。得知淇淇的生日不是周末，她灵机一动：“要不给全班过一个集体生日吧。”她连夜整理出班上每个孩子的出生年月日，按月份分组。1月和2月生日的孩子共11个。于是，她自掏腰包订了52个小蛋糕，班上49个孩子，加上自己的3个孩子，一个不少。
星期五下午，放学之前蛋糕送到了教室。孩子们都愣住了。“学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惊喜。”廖小英说。
学生小玉是1月份生日，她吃完蛋糕后跑到办公室跟廖小英说：“老师，下次过生日，能不能中午发蛋糕？”
廖小英问她为什么。
“我中午坐姐姐的电动车回家，可以把蛋糕提回去跟妈妈分享。下午骑自行车，蛋糕颠到家就散掉了。”小玉说。
“好的，谢谢你这么好的建议，下次就中午发。”廖小英说起这件事，眼神里洋溢着幸福。
“孩子既表达了对妈妈的感恩，又给老师提了个很好的建议。这不正是我们要培养的好少年的样子吗？”廖小英说。
▷21年义工路
廖小英和爱人手上有一个账本，记录着一个助学项目每一笔资金的发放情况。
这是她和爱人受一位爱心人士委托管理的贫困生资助基金。21年来，两人经手了200多万元的资助款。
2006年，一位在深圳创业的爱心人士了解到江西于都有孩子因家庭贫困上不起高中，便想资助他们。这个基金主要资助高中贫困生。爱心人士通过朋友了解到廖小英夫妇值得信赖，于是一个持续了21年的资助项目就此开始。
此后，廖小英的暑假常常是在爱人的摩托车后座上度过的。他们颠簸在乡间土路上，逐一走访申请资助的学生家庭。他们坚持要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才放心将善款交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手中。最多的一年，有37个孩子提交申请，他们一个假期走访了37个家庭。而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又会准时出现在受助学生的学校，亲手送上生活和学习的费用，从未迟到。
这些年来，廖小英先后在于都八中、于都中学初中部（北区）、于都中学（南区）任教，工作地点变了，但责任从未改变，善款发放也一天未曾耽搁。从2008年到2017年，爱人因在乡下工作，时常无法赶回县城，廖小英便独自承担起资金发放的全部工作。一个人、一辆电动车穿梭于几所学校之间，风雨无阻。
“当时两所高中三个校区都有资助的经济困难学生。我在八中工作，那天下着雨，电动车坏在了渡江大桥上坡的地方，我只能推着电动车往上走，雨打在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说这些话的时候，廖小英微微仰起了头。
“那几年是比较艰难的。”廖小英说。
但廖小英夫妇从来没跟资助方提过任何要求。“以前骑摩托车，现在是开车，烧了再多的油，哪怕是磕掉了底盘，也从来没有向资助方要过一分钱。人家这么无私地帮助于都的孩子，我们必须对得起资助的每一分钱。”廖小英说。
让廖小英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去了解一个女孩的家庭情况。“那天走了很长时间也没走到孩子的家，我们一直往山里走，最后走到快没路了。当时，我还纳闷这深山里还会住着人吗？没想到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果真发现了学生的家。”廖小英说。
那是一个被收养的女孩，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她长大。后来，女孩通过这个助学基金考上了江西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研究生，去年顺利毕业，如今已经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廖小英坦言。
21年来，这个基金资助了100多个孩子，累计金额超过200万元。其中，90%的学生考上了本科院校，还有一个学生考入了清华大学。“我比这些孩子的父母见他们的次数还多。”廖小英说。她每月给孩子送生活费，一年至少见面10次以上。
“资助人一直很低调，从不让我们对外透露姓名。”廖小英说。有一年，资助人的公司遇到困难，几乎濒临破产，但对学生的资助却从未中断。“那次公司危机，他过了三四年才告诉我们。”
爱出者爱返。2026年3月的一天，廖小英在南昌读大学的女儿不慎骨折。“那天是星期三，我差点就赶去南昌了。”廖小英说。但她手头有一个大型活动走不开。女儿在电话里安慰她：“妈妈你很忙，要带班，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不用过来，我自己能解决。”
最终帮助女儿的正是“助学基金”资助过的那个女孩。她当时已研究生毕业，在南昌工作。廖小英发信息询问她，对方立刻回复：“好的老师，我马上联系医生。”
▷故事还在继续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淇淇：“说说你眼中的廖老师。”
“第一次见廖老师是在老校区，后来到新校区报到那天，她站在讲台边，我一眼就认出她了。”
她顿了顿。
“我对廖老师的第一印象是，她非常可爱。更重要的是，她的课讲得特别好，对我们特别关心。”
同事李莉说：“她做什么工作都是自己先做好。领导都干好了，我们怎么会不做好呢？”
同事刘纪文说：“她的优秀是骨子里的。她不仅工作出色，对家庭也照顾得很好，是集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优点于一身的人。”
在校务委员邱勇华眼中，廖小英更像是一个“拼命三娘”，对自己要求很高，无论什么工作都不愿服输。
廖小英在旁边听着，一直摆手：“我是被大家捧起来的。”
“像廖小英这样的老师，在我们于都还有很多。他们具体的经验和故事可能不同，但精神的底色是一样的。”于都县教体局局长易照文在接受采访时说。
窗外的于都河水静静流淌。92年前，8.6万名红军将士从这里夜渡于都河，踏上漫漫征途。92年后，一位女教师在这片红土地上走了26年——从罗江的泥巴路到县城的柏油路，从每月210元的代课工资到桃李满天下……
廖小英的教学之路、义工之路还在继续，脚步不停，故事不断。“92年前的于都儿女一路向北，是追光者。今天，我愿意继续做那个追光者。”廖小英说。她追逐的不只是教育之光，也是照亮学生的前行之光。
广东·仁化
╱汤兴城 ╱
中共党员，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仁化中学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校团委书记，高中化学一级教师。韶关市第二批“青年讲师团”讲师、2020年韶关市中小学“灯塔工程”宣讲团成员。先后荣获广东省“国旗护卫队指导教师”、韶关市“德育核心能力”一等奖等荣誉称号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他是一位扎根长征沿线的基层教师，放弃珠三角的邀约，回到粤北山区任教。他从零起步建起学校国旗护卫队，用400元的拱门撑起6年成人礼，带学生走出教室到工厂车间看真实的化学知识应用与生产流程，努力让学生在真实的参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把长征精神化作每一天的教育日常，不等条件、不避困难，认定一条路便坚定地走下去——他就是汤兴城，在平凡的岗位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长征”。
广东省仁化县仁化中学 汤兴城
走出教室筑一道“青春之门”
本报记者 金锐 李鹏
汤兴城是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专业的毕业生。毕业那年，珠三角的学校来招聘的不少，他的不少同学留在了广州、深圳、佛山这些地方。汤兴城自己也收到好几所学校的邀约，但他选择了回到粤北。
汤兴城是粤北山区走出去的，他想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一心向往去高中任教。当时，仁化中学的校长开车去广州招人，与汤兴城聊了一次就定了下来。“仁化是我家的邻县，开车40多分钟，不算远，也算回到了家乡。”汤兴城说道。
刚工作的那几年，母亲生病，学校照顾他只给了一个班的教学任务，让他腾出时间处理家里的事。这件事汤兴城一直记着，“我们学校人文关怀比较好，能考虑到教师的困难。”
▷先迈出第一步
2020年，汤兴城开始负责团委工作。当时，团委一直不够活跃，学生会也没有规范管理。“在别人口中，学生会就是搞大型活动时去打杂的。”汤兴城笑着说。
他想改变这个局面，可是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什么能够借鉴的做法。“对于团委工作，那时我是‘小白’。”汤兴城说。但他还是先做了起来，汤兴城说就像长征一样“先迈出第一步”，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不能等都准备好了再出发。
汤兴城先从“国旗护卫队”做起。经费是“化缘”来的，教练员是外请的，服装和礼宾枪是校友捐的。汤兴城总结这段经历时说，当年的长征也是这样的——没有现成的路，也没有多余的钱粮，需要自己寻找资源、争取支持，把能调动的东西都调动起来。
学校国旗护卫队成立后，学生报名并不积极，许多人不理解，也受不了训练的辛苦，但还是有几个学生给汤兴城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男生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国旗护卫队的训练，但他父亲是当兵的，他执意要参加，也坚持了下来；几个农村来的女生，家长对读书不太重视，对参加这样的社团更是不理解，但她们自己愿意留在护卫队，后来其中一个女生还做了队长。汤兴城觉得，这些学生能在枯燥的训练里坚持下来，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投入精力的地方。
国旗护卫队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除了表面上看到的那些，汤兴城讲起一个学生的故事。当时，这个学生刚刚加入国旗护卫队，母亲就来找汤兴城，说孩子在家不干家务，而且不能批评，一批评就不吃东西甚至满地打滚，“这样的孩子赶快开除了吧”。汤兴城宽慰道：“你不要这样说她。这几天下来，她没喊一声累，我为什么不要她？她当然有她的缺点，但我们也要给她找一些事情做，让她感受到被关注、被重视。”后来，这个学生做事情越来越专注，一本国旗护卫队的专属相册让她视若珍宝。
前面几年，国旗护卫队基本上都是汤兴城自己在负责，从招新训练、装备维护到升旗安排事无巨细。后来，他物色了一个教师接手，但国旗护卫队一直是他最上心的一支队伍——那是他接手团委工作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硬做出来的事情。
2022年，仁化中学国旗护卫队参加了韶关市教育系统举办的学校国旗护卫队展示交流比赛并获得二等奖，同一年学校获评广东省国防教育特色学校——这些都是后来的事。2020年学校国旗护卫队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支队伍能走多远，汤兴城只是觉得：这件事值得做，就先做了起来。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随着国旗护卫队渐渐步入正轨，汤兴城开始设计“成人礼”活动——这项活动现在是学校每年的大事，但第一年全靠摸索。
汤兴城把成人礼与高考百日誓师结合起来，设计了拨穗礼、感恩礼、鞠躬礼等环节。“刚开始不少家长对成人礼很不理解，整个活动只有18束鲜花，他们甚至觉得在走形式。”但汤兴城觉得有意义，“许多学生高中毕业后就要离开仁化，无法与家长待在一起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告别的仪式感——我是走出去又回来的，所以很有感触。”
汤兴城特意提到了他做的3个拱门，“找广告公司做要一两万，我就自己想办法，400块钱做一个用了6年，现在还在用。”拱门底座是汤兴城自己铲沙子灌装的，成人礼用的帽子也反复用了多年。“别人搞活动花好几万，我几千块钱搞了3年。”汤兴城笑着说。
每当讲起这件事，汤兴城都会说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精神：搞活动没有经费，就用红布做背景、用沙子灌装拱门底座，帽子反复用、拱门反复用，“不是没钱就不做事了，而是要想办法克服困难”。
学校礼仪队也是类似的情况。汤兴城依托学生会成立礼仪队，从学生会成员中挑人并固定下来。“掌握一些基本的礼仪动作，对以后去单位面试，手势怎样、怎么走路、怎么引导都有帮助。”汤兴城跟学生这么说，学生就愿意留下来，队伍稳定之后就不会散了。
讲解队是后来成立的：学校开展红色教育，国旗护卫队有了，礼仪队有了，学生会和志愿者也有了，但缺一支能说会道的队伍。于是，汤兴城组建了一支学生讲解队，讲本地的红色故事——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石塘双峰寨、仁化暴动纪念碑、董劝书院等。
有一个学生想面试纪念馆讲解员，但他与同学关系不太好，有时情绪容易激动甚至会和别人打架。汤兴城希望纪念馆给学生一个机会：“他态度很好，希望可以通过讲解员的工作得到改变，其实做什么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后来，这个学生再没有打架，也没有违纪行为，顺利完成了一次次讲解任务。
学校的校庆活动是2025年举办的，现场2万多人，零失误。外面请的导演不熟悉场地，许多细节不了解，汤兴城就自己顶了上去。他把现场工作人员按二十四节气分成96个小组，每个组长带3个组员。这样的安排确保了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搬东西、发材料、摆照片、控场、接待，每个点位都有人盯着。
“我尽可能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就像长征路上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一样，做活动也是这样。”汤兴城感慨。
▷走出去路更宽
汤兴城的本职是化学教师，做团委书记后时间紧张，但他仍然坚守课堂。
汤兴城的化学课有一个特点：他努力创造条件把学生带出去，“仁化的学生大多是本地农村孩子，没怎么见过世面，要把他们带出去看看”。
讲解化学工艺流程时，汤兴城发现学生缺乏实际经验。题目里说“搅拌”，有的学生写“用玻璃棒搅拌”。“那个车间可能比一栋楼还大，你怎么用玻璃棒搅拌？”汤兴城笑着问道。
于是，他就带着学生去看工厂。
“丹霞冶炼厂是炼锌的，我带学生去过两次，后来不让进了；自来水厂我们也去过，是地图上找不到的那种。”汤兴城介绍，“去得最多的是污水处理厂，那里的故事也最多。”
每次外出之前，汤兴城会先出题，让学生看完相关视频。污水处理厂涉及胶体沉淀、絮凝剂、细菌降解有机物、酸碱度（pH值）检测等知识点，他就与生物教师一起设计问题。以前的学雷锋活动，汤兴城带着学生扫大街、去敬老院，后来他发现学生对这些事情不太感兴趣，于是把活动改成了“守护母亲河”。学生的实践活动放在污水处理厂，他们既学到了科学知识，也明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有的学生后来还真去了污水处理厂工作。
还有一个研学项目是去酿酒厂做堆花米酒。汤兴城讲表面张力、氢键等知识点，这些与酿酒的拉酒线、酒花形成有关。去酿酒厂的时候，他一定会把红色教育的横幅挂上——“探寻堆花米酒非遗技艺，追寻红色革命足迹”。汤兴城上课也讲时事：讲到石油的分馏、萃取时，他会讲国家能源的结构和线路；讲到二氧化硅时，他会讲国家光伏发电方面的发展。“学生学到的知识过一段可能会忘，但教给他们的一些道理不会忘。”汤兴城说。
污水处理厂、冶炼厂、自来水厂、酿酒厂……这些地方可能不会出现在考卷上，但一定会出现在许多学生的记忆里。“长征路上，指挥员不是只看地图，而是要亲自看地形、摸敌情、听民情。化学教学也一样，课本上的工艺流程是抽象的，需要带着学生去看真实的车间、真实的反应容器、真实的管道布局，他们才能真正理解。”汤兴城说，“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是长征教给我们的，也是化学教给我们的。”
从团委到课堂，从国旗护卫队到污水处理厂，汤兴城做的事情看似跨度很大，但在他自己看来内核是一致的：不等待完美条件，不回避具体困难，努力让学生在真实的参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被问到未来的打算时，汤兴城坚定了当教师的信念：“就像长征一样，一旦认定了一条路，就不会轻易改变。”
湖南·汝城
╱何苗苗 ╱
中共党员，湖南省汝城县芙蓉学校校长，湖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郴州市）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所授课程两次荣获“部级优课”，多次荣获省市县各级教学比武一等奖，参与省市县级教师巡讲、公开课等40余场次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汝城县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是湘南起义的策源地，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红色故事。“半条被子”“一张借据”……生于斯长于斯的何苗苗把这些故事融入思政课中，把生长的根深深扎在这片热土上。
湖南省汝城县芙蓉学校 何苗苗
用汝城故事播种信仰
本报记者 孙和保 韩世文 | 肖博文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您真正做到了”“您把本土红色资源与思政课结合得如此巧妙，值得学习”……今年暑假，听完湖南省汝城县芙蓉学校校长何苗苗在湖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培训中的内容后，听课教师一拥而上诉说自己的感受。
这样的场景何苗苗经历了很多，被信任和喜爱包围的她总会从容地说：“是汝城那片土地滋养、托举了我。”
“半条被子”“一张借据”“一只藤碗”“一个小药箱”……自小耳濡目染这些发生在汝城的感人故事，何苗苗在2012年走上讲台后，将它们融入教学、融入成长，故事有了新的生命力，她的成长也打开了新天地。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022年8月，在汝城县城学校工作10年后，大有可为的何苗苗的一个决定，在亲友、同事、领导中炸开了锅。
原来，何苗苗主动申请到马桥镇外沙学校任教，那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学校。“在县城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乡下”“是不是又要出风头”。面对不解和质疑，何苗苗没有解释，脑海里又闪现那个男孩的身影。
2021年9月，汝城县成立了中小学“思政·立德教育”巡讲团，何苗苗作为首批成员开始了思政巡讲之路。巡讲十几场后，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让她感到震惊。“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神刺痛了我，同时一个声音在心底涌起：我要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该做点什么？”
有件事坚定了何苗苗心里浮起又按下的念头。在一次宣讲中，说起半岁时因药物中毒失聪、最终成为清华大学博士的坚强郴州女孩江梦南那句“让生命有更大的意义”时，何苗苗问孩子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台下的小手纷纷举起。
“老师，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大老板！”
何苗苗走到他身边，轻声问：“为什么这么想？”
男孩的头昂得高高的，大声说：“我要成为一个医药公司的大老板，将来研发更有效的疫苗，让人们不再生病！”
“这需要有多少爱才能担起这份勇气啊！”何苗苗的心被稚嫩的声音震撼了，也更坚定了心里的念头，乡村孩子也有权利享受更好的教育。她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去吧，用自己的知识与力量投身乡村教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来到外沙学校，何苗苗看到了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场景：有的学生用尿素袋装着简单的行李入学；一位父亲趿拉着拖鞋，一左一右紧紧牵着两个孩子的手走进教室；有的孩子上学穿的称得上“破破烂烂”……这一幕幕让何苗苗的心里五味杂陈。
走进教室，何苗苗在黑板上写下“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何苗苗想了想说：“从今天起，我们要一起让这间教室变得更温暖。”
就这样，何苗苗四处想办法筹集衣物，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引进航天育种课程，与孩子开展丰收月和种子集市活动，乡村孩子的世界逐渐有了新模样。
此前一直在小学任教的何苗苗勇担起九年级的教学任务，“不了解课标、没有经验、不懂孩子，备一节课非常难！”现在回想起来，何苗苗说，那就用最笨的方式花钱在网上买课，一步步模仿，“先把课讲准确，不要出现知识性错误。”阵痛过后，何苗苗发现自己也有新收获，比如小初贯通让她对教材和学科有了整体认识，有了整体思想反过来又提升了学科素养。
与此同时，何苗苗也见证了乡村教师的朴实和坚守：历史教师朱四林放弃能够凭残疾证选择更轻松岗位的机会，重活累活抢着干；语文教师邓伟珍扎根乡村30余年，女儿总是抱怨爸爸爱学生不爱自己，而抱怨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却加入了教师队伍……
何苗苗把这些故事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主题在全县演讲，把发生在乡村教育中的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如今，大家对何苗苗的“逆向行走”都竖起了大拇指。汝城县第一完全小学党支部书记邓育秀在何苗苗工作的第二年时就与她成为同事。“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优秀起来，不怕失败、敢于尝试、心有大爱、情系教育，把她的行为与其性格联系起来，她的逆向而行、茁壮成长就都容易理解了。”
▷“半条被子”暖人心
2023年参加工作的芙蓉学校思政课教师朱清华第一次听何苗苗的课就被“圈粉”了，“她的‘半条被子’思政课就是天花板，她把那些耳熟能详却被忽略、榜样在身边却不知怎样挖掘的问题一一解决，让思政课走入‘寻常百姓家’”。
汝城是“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这么好的红色资源怎样变成孩子听得懂、记得住、能传承的课程？何苗苗带着几位同事走访老红军后代，查阅地方史料。一次，为了核实一个细节，她驱车几十公里找到主人公徐解秀的后辈，坐在门槛上聊了两个小时。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何苗苗和团队开发了“半条被子映初心，红色血脉承使命”红色课程。课程把红色资源与语文、道德与法治等学科融合起来，让孩子在学习中真正走进那段历史。
一次课上，何苗苗讲到女红军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时，一个小男孩忽然站起来说：“老师，我奶奶说，以前村里也来过红军，也留过东西。”
何苗苗鼻子一酸，她知道这个课程做对了。这不是在讲历史，而是在唤醒记忆；不是在说信仰，而是在种信仰。
2023年，何苗苗带着这门课程参加郴州市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红色教育教学比武，获得了一等奖。同年，她在汝城县首届新时代学校思政教育大赛中获得第一名。2024年秋季开学，何苗苗主讲的《半条被子点亮童心》作为全县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播放，被评为优秀示范课。
“何苗苗的优秀是每一次高标准、严要求磨砺出来的。”汝城县第二完全小学副校长何珠蕾是何苗苗的高中同学，也是何苗苗无话不谈的闺蜜，“她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有人问何苗苗：“你是怎样把这样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的？”她总是笑着说：“主要得益于这片土地默默的托举。”
确实，汝城这片沃土为“何苗苗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汝城县利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的红色资源优势，让红色旧址成为思政“教室”，让革命史料成为思政“教材”，让英烈模范成为思政“教师”。同时，创设巡讲式、行走式、宣讲式等思政课，在高中、初中、小学三个组别同步推进全县思政教育巡讲活动，还组建了30多人的“半条被子”故事宣讲团，深入开展红色故事进高校等“五进”活动，促成承建共办教育基地或教学点14个。
从挖掘故事到宣讲故事，“半条被子”的故事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以前总觉得思政课离我们很远，通过何苗苗的‘半条被子’宣讲，我知道思政课可以从身边的人或事讲起。”受此启发，数学教师何珠蕾开发了“看见美丽，学会赞美”这一巡讲课程。
“发生在这片土地的故事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由故事衍生新故事、结合新时代解读新故事。”何苗苗说。
▷“信仰之光”
许多人好奇，何苗苗怎么总是那样朝气蓬勃，好像没有累的时候？她是教师，但也是女儿、妈妈、妻子，她的时间都是从哪里挤出来的……
每当有人问这些问题，何苗苗就会讲一个比较久远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朱舜华，是郴州市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人。
2024年，何苗苗把朱舜华的故事开发成“信仰之光”思政课，“每一次讲述都是与她的深情对话，也是一次精神洗礼”。这节课让何苗苗获得汝城县一体化推进思政课建设大赛一等奖。后来，这堂课走出汝城——代表汝城到广东、上海等地宣讲，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让何苗苗感动的是，汝城县委、县政府、县教育局等领导多次听她的课。当地还专门与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建立了联系。原来，新中国成立后，朱舜华是这所学校首任校长。当何苗苗走上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的讲台，看到墙上张贴的朱舜华的那句“所有的孩子我都喜欢”，榜样的形象更高大了，何苗苗心里的那束光也更亮了。
2024年8月，何苗苗结束了在外沙学校的工作，回到汝城县第一完全小学担任副校长。她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让更多教师成长起来，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而要让更多教师成长，自己要做的是点燃他们，让他们找到心里的那束光。
2024年，何苗苗被聘为汝城县与湘南学院战略合作一体化推进思政教育小学组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组建了一支11人的核心团队，并依托县里50人的巡讲梯队开展联合教研、送教下乡、集体备课。
何苗苗带着年轻教师一起磨课。朱清华要参加县级教学比武，何苗苗陪她一遍遍磨细节，从教学设计到板书排版，从提问方式到过渡语，“何老师总是鼓励我不着急，慢慢来。”看到她闪亮的眼睛，朱清华的心里更安稳了，“她总能一语点破问题，找到解决方法。”
元股证券:ygzq.hk最终，朱清华的思政课“汝城有‘姜’暖人心”获得三等奖。虽然心里有些失落，但通过一次次的磨课，朱清华更坚定了“要成为像何校长一样的人”的决心。
有人问何苗苗：“那么忙，为什么还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带年轻人？”“因为当年也有老师这样带我。教育是一场接力，我得把这一棒传好。点燃他们，就是点燃更多的孩子。”每当这时，何苗苗就想起了高中班主任徐飞才。
“在高中时，除了多才多艺，何苗苗也愿意对需要帮助的同学施以援手。”看到曾经的“禾苗”长大了，徐飞才告诫得意弟子，“不要迷失了自己，要保持初心，聪明可以走一程，品质好才能走一辈子。”
正是这种相互的惦记和鼓励，亦师亦友的双向成长在他们身上具象化了。
当年的女红军把半条被子留给老百姓；如今何苗苗把自己的经验，一点一点分享给年轻教师。她有时觉得，自己做的事和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的故事，其实就像同一件事。
在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广场上静静矗立着女红军赠被子的雕塑，台座上刻着那句感动无数人的话：“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何苗苗们”，努力在为这句话赋予新的信仰之光。
广西·全州
╱赵佳豪 ╱
中共党员，1996年7月出生，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咸水镇鲁塘张鸿基小学校长、咸水镇中心校团支部书记、全州县红领巾巡讲团成员，曾获桂林市优秀教师等荣誉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当多数年轻人涌向城市，赵佳豪却一次次奔赴偏远村小。这位“95后”校长将长征遗存转化为生动课堂，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最好的传承不是说教，而是让下一代在触摸历史中主动担责。这是红色精神的青春延续，也是乡村教育振兴的生动注脚。
广西全州县鲁塘张鸿基小学 赵佳豪
唤醒英雄魂的“95后”校长
本报记者 冯永亮 钟原 | 邓少东
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地处湘江上游，江水穿城而过，倒映着两岸的勃勃生机，百姓安居乐业。
但在92年前，这片土地曾硝烟弥漫，红军长征中最惨烈、最关键的战役之一湘江战役在此打响。红军最终突破封锁线，人数却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将士用生命铸就的不怕牺牲、坚韧不拔、忠诚担当的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全州，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深情寄语：“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这句话成为这片红色热土上每一位奋斗者的精神坐标。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今年4月中国教师报“长征路上的好老师”寻访团走进全州，我们遇到的每一位全州教育人都挺膺担当，在传承红色基因中践行教育家精神，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校园里焕发新的光芒。其中，一位一次次迎难而上的“95后”校长令人印象深刻。他大学毕业便扎根乡村，多次主动奔赴偏远乡村学校，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书写教育者的担当，让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浸润童心。
他，就是全州县咸水镇鲁塘张鸿基小学校长赵佳豪。
▷回到家乡，全科生的青春抉择
2017年，作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全科定向生，赵佳豪毕业便回到家乡全州。怀揣“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信念，他先后多次奔赴偏远岗位，工作9年间调动了4次。
2019年，23岁的赵佳豪接到调令，前往距离镇上28公里的山区小学担任校长。年纪轻、资历浅，不少人私下议论他“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面对质疑，赵佳豪没有争辩，而是去找老校长请教管理经验，以校为家守在校园，在解决难题中磨炼本领。
2024年2月，组织再次征询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到鲁塘张鸿基小学担任校长。这次，现实的难题更真切地摆在面前：当时孩子刚出生不久，家中正需要他照料。一边是家人的牵挂、安稳便利的生活，一边是群山包裹、条件艰苦的边远村小。几经思量，赵佳豪还是决定去。
群山环抱之中的张鸿基小学，是广西为数不多的“八一爱民学校”之一。这所学校早在2020年12月，便以在盘龙岗战斗中牺牲的红六军团第51团团长张鸿基烈士命名，烈士墓距离校园不足一公里。可赵佳豪到岗之时，这里依旧是一所基础设施薄弱、红色教育资源亟待激活的边远村小。
在赵佳豪看来，这所学校不只是山里孩子读书求学的场所，更是赓续湘江战役红色血脉、深化军民共建的重要阵地。“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大都没有留下名字。以烈士名字为学校命名，就是为了永远铭记烈士英名，传承红色基因。”赵佳豪说。
▷军地协同，激活沉睡的红色资源
走马上任，赵佳豪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造校园，激活沉睡的红色资源。他多方奔走对接各方力量。在广西军区、桂林警备区、县委和县政府、全州县人民武装部的统筹支持下，依托高校团队、爱心企业的专业力量，加上鲁塘村委会与当地村民全力配合，校园提质升级工程全面铺开。
校园改造的那个暑假，赵佳豪放弃了休假。白天，他顶着烈日奔波在施工现场，协调施工进度，紧盯每一处设施改造；夜晚，他伏案打磨校园红色文化布局，思考如何将长征精神、国防科普巧妙融入校园环境中。
很快，学校褪去旧貌，一墙一壁皆红色，一景一物都育人。军事体验场、红色舞台、环形塑胶跑道、智能化国旗台相继投用；“湘江舰”主题展示台、国防长廊、英模雕塑群、英雄林等一批红色文化地标落地校园，长廊里整齐陈列歼-20、东风-41等国产先进武器装备模型，浓浓的军事味扑面而来。
普通村小由此蝶变为特色突出的红色国防教育示范校。为了让共建走深走实，赵佳豪定期邀请全州县人民武装部官兵走进校园，开设国防小课堂，开展军事科普和红色宣讲，将军事知识、长征精神与英雄事迹融入育人全过程；策划“军民携手重走长征路”研学活动，让学生在实地寻访中感悟革命初心。学校教师蒋桂芬自豪地说：“我们的学生人人会打军体拳，还受邀在桂林市欢送新兵仪式上表演呢！”
▷深耕课堂，红色教育从“任务”变“兴趣”
校园红色阵地建起来了，但红色教育怎么做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不少学校搞红色教育，要么挂横幅、贴标语走形式，要么照本宣科、生硬灌输，学生不爱听，效果也有限。赵佳豪深知，这所以烈士命名的学校绝不能走这条老路。
赵佳豪坚持把红色教育与日常教学紧密结合，打通校园环境与课堂教学，把红色基因转化为看得见、听得懂、能参与的课堂实践，做到环境育人、课堂育人双向发力。
学校推行以烈士命名班级制度——一年级张鸿基班、二年级黄冕昌班、三年级易荡平班、四年级沈述清班……每一块班级门牌，都是一座小小的红色丰碑。每个班级围绕本班冠名烈士开展早读，人人诵读英雄事迹。有的班级还设立笑脸墙，学生会讲英雄故事才能登上笑脸墙，把英雄故事融入每日的学习生活中。
课堂之上，赵佳豪带动教师转变教学方式，摒弃单向宣讲，多用故事分享、课堂讨论、小组交流的形式，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英烈事迹。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革命故事，在交流探讨中树立正确价值观。学校还常态化组织教师集体教研，集体打磨红色主题课程，推动红色教育课程化、常态化，用红色精神提振教风学风。
每周一的国旗下讲话，成为学校红色教育的固定活动。学校随机抽取班级学生上台宣讲英烈故事，倒逼学生主动查阅史料、熟悉英雄事迹。学校还大力培养“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给学生搭建展示平台，让学生从红色故事的接收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红色教育绝不能靠‘硬灌’，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热爱。”赵佳豪介绍说，“在讲张鸿基的故事时，学生会问张团长为什么不怕牺牲？然后，他们会主动了解英雄，寻找答案，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比任何说教都管用。”
四年级沈述清班学生唐雅珊，曾经是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清明节祭扫张鸿基烈士墓，赵佳豪指定她讲述烈士事迹。接到任务的唐雅珊心里忐忑不安，在赵佳豪的鼓励和指导下，反复背诵打磨讲稿，在烈士墓前声情并茂地还原张鸿基团长浴血奋战的过程。这次经历极大地激发了唐雅珊的荣誉感，从那以后她慢慢变得开朗活泼起来，还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的红领巾讲解员，多次出色完成讲解任务。
“红色传承，让山里的孩子眼里有了光，肩上有了担当。”赵佳豪感慨道，不只在学校讲，不少孩子回家后，还会把英烈故事讲给自己的家人听。
▷立足家乡，行走的红色思政课
课本里的历史在许多学校，离学生的生活可能很远，远到只存在于试卷上，远到学生觉得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在张鸿基小学，红军长征的故事距离学生很近。
距学校仅1.5公里的盘龙岗，是湘桂古道的咽喉要道，92年前红六军团曾在此浴血奋战；张鸿基烈士墓距校园不足一公里，村民唐家三代人默默守护了90余年。曾经，红军战士在学校周边砍开荆棘艰难行军；如今，学生每日上下学都行走在这片浴血的土地上。
赵佳豪充分用好家门口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红色思政课”。
重走红军古道，是学校研学实践的重要一课。赵佳豪带领学生踏上盘龙岗古道，用双脚丈量当年红军行军的崎岖山路，亲手攀爬崎岖山道，切身体会红军战士刀劈荆棘、浴血奋战的艰难。当脚下上学的山路与当年的战斗路径重叠，书本中抽象的长征历史变成可触摸的现实体验，学生读懂了什么叫不畏艰险和忠诚担当。
祭扫烈士墓，则让师生完成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学校师生来到张鸿基烈士墓前，听守墓人唐彰俊讲述家族往事：唐彰俊的爷爷唐五香亲手安葬了张鸿基等红军烈士，唐家三代人默默守护烈士墓，代代不曾中断。学生清扫墓园、鞠躬献花。在这个过程中，唐家跨越世纪的忠心守护和红军将士的不畏牺牲，一同烙印在少年心底。
每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纪念日，全校师生齐聚“湘江舰”主题展示台前肃立默哀，缅怀湘江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把铭记英烈变成一年一度的精神洗礼。
国防教育同样融入实践课堂，在全州县人民武装部官兵的支持下，所有训练与体验都紧紧围绕“感悟精神、传承意志”展开。国防教育辅导员蒋树国说：“纪律与拼搏，根植于对先烈的崇敬。”军事体验场上，匍匐前进、障碍接力轮番开展，学生挥洒汗水，在实操体验中磨炼意志，树立国防观念。
学校还组织学生走出校园，来到湘江战役纪念阵地诵读《七律·长征》，诵读张鸿基团长的英雄故事。“站在真实的土地上，读着‘红军不怕远征难’，那种感受与在教室里完全不一样。学生会摸着石碑问‘这里发生过什么’，会对着纪念碑把诗读得特别响亮。”赵佳豪说。
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把红色种子播撒进学生心中，让长征精神、国防意识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代代赓续。
▷辐射引领，从一所学校到一方热土
守住一所学校难，带动一方教育更难。山区学校最大的困境，往往不是缺钱缺物，而是留不住人，偏远学校的许多教师来自外地，住宿条件差、生活不便，许多人来了又走。如今身兼咸水镇中心校团支部书记的赵佳豪，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仍然以校为家，平时留守校园，周末才回家。
赵佳豪不仅深耕自己学校的红色育人实践，也带动其他学校发展，引领青年教师成长。县域不少乡村学校想开发红色校本课程，却缺少资源与实施路径。赵佳豪利用放学后及周末时间，带着积累的校本素材、研学教学设计送教到校，与青年教师共同打磨红色主题班会、红色研学线路。他牵头的“好故事宣讲团”立足本校，足迹延伸至邻校、周边乡镇乃至县城，以质朴的讲述传递长征精神，让红色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土地。
赵佳豪的坚守与创新，让他先后荣获全州县优秀共青团干部、桂林市优秀教师等荣誉。今年世界读书日，赵佳豪受邀参与全国“典耀中华”校园诵读直播访谈，分享学校红色育人的实践经验。这些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默默耕耘的最好肯定。
从初出校门的小学教育全科定向生到勇挑重担的乡村校长，赵佳豪在新时代的教育长征路上迎难而上，以青春担当办好红色村小，让长征精神在乡村校园生生不息，让红色基因在一代代少年心中流淌。正如他自己所说：“身为师者，当以红色铸魂、以育人立身，用坚守浇灌乡村教育之花，用初心传承革命英烈精神。”
重走长征路时，赵佳豪曾问学生：“张鸿基团长守护了他的战友和信念，唐爷爷守护了他的承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今天的我们需要去守护什么？”
学生的回答响彻山岗：“守护我们的国家，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
英雄血，不曾凉；长征路，仍在脚下。
贵州·遵义
╱袁 维 ╱
中共党员，正高级教师，贵州省赤水市葫市中学生物教师，贵州省“黔灵名师”，贵州省袁维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023年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贵州的大山连着大山，曾经，读书这件事对这里的孩子都是奢求，这片绿色的大海似乎没有给科学教育留下位置。贵州省遵义市的乡村教师袁维不信这个邪，从城市回到大山，他把科学精神与生物实验带给这里的孩子，把科研习惯与课题研究带给这里的教师。从此，课堂不再只是“讲实验”，教师也被激发出学术的热情……
贵州省赤水市葫市中学 袁维
石头缝里开出科学之花
本报记者 万景达 褚清源
55岁的贵州省赤水市葫市中学生物教师袁维每次回到老家，总会到柏杨坎驻足良久。
距离遵义市区30多公里，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坳十分险峻，遵义会议结束10天后的1935年1月27日下午，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名红军战士光荣牺牲。
袁维就出生在这里。小时候他常与小伙伴好几公里山路为红军扫墓。如今的他一辈子扎根家乡，教孩子爱科学、做实验，即便没有很好的教学条件，但他“没有条件也要想办法创造”。当年红军在这里用热血冲破围追堵截，今天乡村教师在这里的石头缝里播撒科学的种子——对这里许多本应与科学“绝缘”的孩子来说，人生的转折自袁维开始……
▷让农村娃飞得更高
“我的学生就像山崖的树，生在石头缝里，还要经受风吹雨打。”在大山里土生土长，袁维对家乡孩子的艰难感同身受。
小时候家里3个娃，作为大哥的袁维天不亮就要揣着两个红薯，跟父母到山里打柴，太阳快下山才能回来。万幸的是还能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被袁维牢牢抓住。中学毕业时他考入遵义师专，那时的袁维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作为学校优秀班干部，毕业时领导给他抛出了留校的橄榄枝。
“还是想着回老家，想让更多跟自己一样的孩子走出来。”1993年，在距离赤水50多公里山路的边远乡镇上，袁维第一次走上讲台。
学校被大山包围着，有的孩子要走二三十公里山路才能来到学校。周五的晚上，袁维总睡不好觉，担心“漆黑夜路上的孩子到家了吗”。周一的课堂上，经常会少了几个孩子，袁维理解他们的“消失”，有的家庭实在太穷了。
要让孩子读书，关键在于与家长的沟通。但是，家访成了难题。2005年，袁维担任班主任，全班54个学生散布于全镇的崇山峻岭间。为了知道他们家里到底怎么样，袁维暗下决心：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家访每个学生。
那些日子，他放了学便带着手电筒翻山越岭，3个多月时间硬是完成了54份家访记录。
在这样的努力下，不少孩子得以继续读书并成功走出了大山。
班上一名没有考上高中的女生想复读，但家里十分困难，袁维来到这名女生家，稀稀拉拉的花生与大豆苗散落在贫瘠的山坡，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几亩薄田。“家里穷，想让孩子早点挣钱。”家长告诉袁维。
“吃饭跟着我吃，没有穿的，我把爱人的衣服给她。”袁维说得斩钉截铁。后来，这名女生学习十分勤奋，如愿考上高中，最终考上重点大学。临开学之际，袁维看到这名女生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就和爱人到街上给她买了一套。
大山里的孩子只要有人拉一把，真的可以飞得更高。如今这名女生已经参加工作，师生二人仍保持着良好的联系。每年春节，这名女生都会到袁维家里坐坐。女孩总会感慨：“袁老师的帮助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我工作了，也想像袁老师一样帮助别人……”
此前，许多孩子因贫困而无法读书，如今这个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现在班上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家庭出身，不来上课的情况仍然存在，袁维的家访也一直没有断过。
2020年，多年的劳累让袁维的身体再也撑不住了，走出手术室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他得知一个孩子没来学校。袁维心急如焚，跳下病床、开着汽车一路寻找。他心里有数：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外出打工，独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多方打听后，师生二人在邻省重聚。袁维俯下身来，一番劝导，孩子终于同意回学校继续就读。
此时的医院里，医生正来到病房查看病情，只看见床位空空如也，了解到他正在外地劝学生上学，担心之余也哭笑不得。
▷让孩子爱上科学
赤水的大山深处，穷困和闭塞曾经是这里的底色。在袁维初登讲台的年代，学生完成正常学业还要依靠教师的登门劝说，“科学”似乎在这样的语境中有些格格不入。
袁维不想认命，“在这样的山村，对科学的热爱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将会使学生受益终身”。
在收入微薄的年代，他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就就地取材。袁维的尝试始于与劳动教育的联姻。自幼就泡在庄稼地的他发现，学校附近的农户种土豆仍在使用传统的有土栽培，不仅艰苦，产量也提不上去。
课堂上的知识有了生长的土壤，他在学校附近的空地上做起稻草全程覆盖免耕栽培实验。学生从家里带上稻草、粪便、铲子，在土地上耕作起来。
种土豆不用土埋，学生觉得有意思，乡亲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趁着上课来看热闹。收获季节，一颗颗饱满的土豆被孩子从土里“捡”出来，乡亲们看在眼里，转头也学习这种新种植方式。
那段时间，赤水大力发展竹纸浆产业，政府鼓励农民大力种竹子，袁维便带着学生一起种竹子；学生想学种花生，大家就一起种花生……2010年国庆，袁维带着学生考察赤水金钗石斛种植情况，他们参观种植基地，与村民、致富带头人、工人、技术员和老板深入交流。
“既要学生物，又要有用。”袁维说，自己的课堂要与生产结合起来。
真正与科学探究结缘起源于一次“灵异事件”。2008年春天，大雨过后的校园里漂起一层黄色物质，“老师，这是老天爷降下的不祥之兆，今年怕是有天灾了！”学生惶恐地跑来告诉袁维。是油菜花粉吗？袁维带着学生查文献，论证他的猜想，结果并非如此。联想到最近是松树开花的时节，他又让学生把水里的杂质制作成标本，再将附近山上把松树花粉制作成标本，在显微镜下对比。结果显示，引起恐慌的罪魁祸首正是松树花粉。
第二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袁维和学生又开始研究病毒结构，趁着镇上赶集，他让学生做成宣传单发放，乡亲们边走边读，课本上冰冷的术语骤然有了温度。
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上课变得积极了，经常追着袁维问科学原理，那种兴奋、好奇的劲头，在以前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过。
▷改造我们的实验
“带着孩子做科研。”当袁维把这个看似疯狂的念头向一些老教师吐露后，得到的只有不屑与蔑视。
“你要搞科研？”
“我就要试试！”袁维说。难归难，但就像石缝里的花，再难也要开。
生物课上有许多探究实验，先把实验做好是科研的前提。那时的乡村学校，“讲实验”还是课堂的主流，教师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带领学生上手去做。
袁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物质的匮乏，课本上许多实验步骤和方案难以百分之百地完成。他简单做了个调研，初中课本上要求做的实验，当时学校有36个做不了。将课本的实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是可行路径，而要完成这样的转化，只能用课题研究撬动。
一所学校的力量有限，那就跨校一起做。袁维联合毗邻8个乡镇的9位教师，大家先从七年级的实验入手，小范围开展简化实验的尝试。没有经费，大家一起凑钱，趁着节假日到办公室研讨，“有经验的说经验，没经验的提问题。”为了一个小实验，大家要坐在一起开好几次会，反复研讨尝试。就这样，一个松散的乡村生物实验联盟破天荒地在赤水的沟沟坎坎中组建起来。
从一开始的简化到后期的原创，适合山里孩子的实验版本很快出炉了。在探究植物光合作用的实验中，课本上要求准备银边天竺葵，当地农村很难找到这种植物，袁维就将植物换成常见的卷心菜，以菜叶和菜心进行对比，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针对操作复杂的实验，他寻找替代的实验。探究唾液淀粉酶对淀粉的消化作用的实验中，标准流程比较复杂，在当时捉襟见肘的课时安排下，他索性大幅度简化实验流程，在强调卫生安全的前提下，让学生在嘴里含一会儿米汤，吐出来就能检验生物原理，5分钟就做完了需要30分钟才能完成的实验。
与此同时，敏锐的袁维发现，书本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有时候并非完全契合，这一丝缝隙会让学生理解不了真正的科学。课本上的玉米种子示意图是切面图，他觉得与现实中的原物有出入，就将真实的玉米种子（处于待萌发状态）泡水后一点点剥开，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什么是胚，什么是胚乳，二者如何“紧密贴合”在一起……
能够上手做实验让学生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难得的是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袁维告诉记者，“学生是我课题不挂名的研究者”。
课堂之外，他还是学生科技社团的指导者。2008年，袁维担任葫市中学教务主任，即使办学条件艰苦，他还是坚持组建生物科技社团。社团受到了学生的热捧，一个经常旷课的学生很喜欢社团活动，袁维说要多带他做科技活动，他就回来了。到2024年，这个社团已经成为全校规模最大的社团。
▷人人都来做课题
2015年的赤水市生物教师集中培训会上，大家普遍反映关于光合作用的5个实验难度很大，希望袁维能研究改良。袁维换了8种组合光源、试了10余种材料、更新了5代教具，重复9轮反复打磨效果，最终在全国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赛上大放异彩，评委评价：“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光合作用实验装置。”
这些年来，袁维获得过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贵州省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参编过《生物学教师教学用书》……但比起一个人的成功，袁维更希望能够改变一群人。
2017年起，他同时参与4个名师工作室，还成立了贵州省袁维名师工作室，成员均是相邻三县的乡镇学校教师。没有科研的传统和习惯，第一次正式带队伍的袁维也一筹莫展。他慢慢摸索，在每个月定期开会、培训中建立了课题研讨制度，引导成员一步步掌握科研方法。
研讨的氛围极为活跃，袁维让大家畅所欲言，无论提出的想法多“奇葩”，他都鼓励大家思考，然后一步步论证。
“我称为‘行动研究法’。”袁维先摸清每个人的底子，再分配课题、定期检查、组织复盘。几年下来，工作室的乡村教师人人都会做研究。
思想的碰撞很快结出了果实。讨论中大家吐槽当地生物课程课时太少，没有把实验考虑进去。“做实验是很花时间的，时间少就会逼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而放弃实验，只能通过视频或者演示的方式‘讲实验’。”袁维说。
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最终遵义市的七年级生物课每周有了3个课时。
在袁维的指导下，4名青年教师成长为高级教师，5人成长为省市骨干教师，1人获得省级学科竞赛一等奖，2项成果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如今袁维的名师工作室成员来自全省各个地方，共有173人。
更让袁维高兴的是，2014年以来，他联合13所学校，通过20节示范课、29场讲座等措施，使县域实验课开出率由2014年的60%上升到如今的接近100%。
袁维还记得，有一年赤水组织暑期教师培训，他拿出自己设计的简易教具，教现场的教师操作自己改良后的实验，接着又把自己的实验方案印发给大家。
一段时间后，他去位于乡镇的赤水市第六中学检查工作，讲台上的生物教师正在用他改良后的实验方案教学。
“那一刻，我真的很开心。”袁维说。
云南·禄劝
╱杨文权 ╱
中共党员，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曾获得昆明市优秀共产党员、昆明市名班主任、昆明市教育先进工作者、禄劝县第一届师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90多年前，金沙江畔的船工帮助红军渡过天堑、奔向胜利；20多年前，杨文权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禄劝，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踏踏实实教书育人，帮助金沙江畔的孩子渡过人生中的大江大河、奔向未来。滔滔大江不舍昼夜，“摆渡”精神永续传承。
云南省禄劝一中 杨文权
金沙江畔“摆渡人”从未离开
本报记者 宋鸽 刘亚文
采访杨文权那天，记者一直在数一个词。
2个小时，杨文权用了11次“踏实”。不是刻意重复，而是聊到任何一个话题——学生习惯、教学方法、年轻教师培养——这个词就自然地从他嘴里冒出来，像呼吸一样不经意。
杨文权是云南禄劝彝族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高中时因贫困连吃饭都成了难题，班主任悄悄托同学送去饭票。这份恩情他永生难忘。
2005年大学毕业前夕，杨文权有三个选择：留校当辅导员、入伍参军、回县城高中教书。他选了第三条路。“我高中遇到给我爱的老师，现在孩子交到我手里，我也要竭尽全力。”
20多年来，杨文权在禄劝一中班主任岗位上一刻未歇。他所带的班级从不公开成绩排名，他所教的学生中有5人回到母校任教，他所坚守的教育理念，说起来也只有两个字——踏实。
▷“我是被爱滋养过的孩子”
杨文权的教育初心，要从一顿饭说起。
高中时代，杨文权从距离县城150公里的山村来到禄劝一中。家里凑了420元钱，那是一整个学期的全部开销。因为家里穷，他不得不压缩自己的伙食开支。班主任发现了这件事，没有声张，而是悄悄托同学送去饭票，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那时候我就觉得，遇到这样的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荣幸。”杨文权说。
杨文权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亲朋好友都盼着他走出大山，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2005年大学毕业前，他却毅然决然回乡当老师。20多年来，他担任禄劝一中数学教师、班主任，从未有一刻懈怠。因为他是追寻着恩师的身影站上讲台的，他的教育初心就是把这种师者大爱传递下去。“我的经历能让村里人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像我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我选择回到大山就是要帮助他们走出大山。”杨文权说。
刚到禄劝一中时，杨文权教的是学校基础最薄弱的班级。那一年，他班里有学生考上了一本院校，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他被调到网络直播班。
网络直播班教学进度快、跨度大，一开始师生都不适应。于是，杨文权尝试把白天的课录下来，晚上再放给学生看，遇到难点就暂停讲解。结果越讲内容越多，导致学生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又摸索出“三备课”的方法：先备成都七中的课程，提前看PPT，了解讲课节奏和内容；再备自己学生的学情，舍弃难度过高、不匹配的部分，换成适合自己班学生的中档题；最后备自己的教学环节，听到直播讲对应内容时关掉声音，自己补充讲解。
“你要与成都七中的老师融为一体，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用学生最容易理解的方法把问题讲明白。”杨文权说。他还要求学生“不预习不进教室”，带着问题听课，学生的学习效果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网络直播班给山区学生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信心。过去，禄劝一中的学生能考进全省前1万名就很不容易了。但看着屏幕那头成都七中学生，这边的学生慢慢觉得“我们努力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2018年，杨文权的学生陈泓旭被清华大学录取，耿世涵考上北京大学。这两名学生的录取结果改写了禄劝37年无清华、32年无北大的历史。消息传来，杨文权很激动。但兴奋过后，他说：“这是量变引起的质变。只要你尽心尽力培养每个孩子，自然会有人飞往高处。”
但杨文权不希望媒体过度关注清北学生。“我教过1000多个孩子，每个努力的孩子都是我的骄傲。但我更注重培养孩子踏实做人的品质，让他们受益一生。”
杨文权从来不追求课堂形式的“流畅”。在他的数学课上，学生可以随时打断他提问。“学生要重点关注的是老师为什么想到用这个知识点，而不是老师讲得对不对、巧不巧妙。”他说。这份以学生为本的踏实源于他自己曾被踏实对待。他说：“高中班主任给我的爱，我得传下去。”
20多年后，杨文权的学生成了他的同事，杨文权对他们说的最多的话依然是：“你要多与学生交流，你不了解他，怎么教育他？”
爱是会传递的。那粒种子，已经在更多人心里扎下了根。
▷“成功是一个过程，不是最后那一点分数”
杨文权的班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从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杨文权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每次考试结束，学生问他成绩，他会如实相告，但从不会公布成绩排名。如果有学生因为分数不理想而沮丧，他会说：“与其在这儿难过，不如看看你不会的那几个知识点。搞懂它们比考120分更有意义。”
杨文权用“蚂蚁啃大象”来比喻学习过程：“一天啃一点，总有一天会啃完。”这种理念帮助过很多学生。陈泓旭入学时英语只考了57分。杨文权没有批评他，而是说：“我们俩同病相怜，我高中英语也不好。”然后引导他从每天记5个单词开始，慢慢增加到每天6个、7个……最终，陈泓旭的高考英语成绩是140分。
杨文权从不认为高分就是成功的唯一标准。他经常给学生讲两个故事：一个天赋好的学生考上浙江大学，但做事不踏实，毕业后进入一家企业，但发展一直不顺利，至今高不成低不就；另一个女孩天赋普通，高考分数并不突出，但她养成了踏实做事的习惯，本科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成功是一个过程。”杨文权说，“高考只是一个跳板，未来能走多远，靠的是长久以来养成的良好习惯。”他这样定义自己的教育目标：高中是培养人品格和信念的关键阶段，他希望自己送出去的学生都能养成踏实做事的习惯。“哪怕回乡创业养猪，也能踏踏实实作出成绩。”
杨文权衡量一个学生是否成功的标尺，从来不是清北录取通知书，而是3个字：尽力了。“你有没有为你的青春负责？如果你做到了，你就是成功者。”杨文权说。
正因如此，杨文权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学生成绩好但行为习惯不好，他照样批评；成绩差但已经“尽力了”，他也会给予肯定。“所以班里的孩子，哪怕是倒数第一，也觉得在这个班级里很舒服。”他说。
▷“要对得起每一个把孩子交给我的家庭”
禄劝一中的学生很多是留守儿童，不少学生一两年才能见父母一次。杨文权深知，对这些学生来说，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高一入学，杨文权给每个学生提了一个要求：“每个月至少找我交流两次。”不批评，不训话，只聊天。聊学习、聊生活、聊困惑，什么都行。“你不交流，怎么理解他的内心？连他的想法都没掌握就去教育他，肯定会犯错误的。”杨文权说。
一次，一个高一新生偷偷抽烟被校领导发现了，按照校规要被送政教处、记过、请家长。杨文权把这件事揽了过来，自己处理。在与这个学生的聊天中，杨文权了解到他父母已经离异数年，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没人管他，抽烟的恶习也正是从那时候养成的。杨文权没有批评他，只是给他讲清楚道理，并要求他戒烟。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四川财经大学，毕业后每次回县里都要找杨文权聊天。
杨文权说：“这些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犯点错太正常了。成年人也会犯错，凭什么要求孩子一点错不能犯？关键是发现他们的错误后，要用正确的方法引导他们回到正轨。”
杨文权还有一个原则：错怪了学生一定要道歉。一次，他误以为一个学生上课睡觉，一时冲动就在班上批评了学生。后来查了监控发现是误会，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向对方道歉。“许多老师觉得给学生道歉会损害威严，恰恰相反，这让学生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杨文权说。遇到不会的题目，他也会坦白地说“我不会”，但会告诉学生：“你放心，我下去查，弄懂了再给你讲。”
正是这种真诚，让他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学生叫他“老班”，什么事都愿意和他说——谈恋爱了、家里闹矛盾了、父母要离婚了……“以心交心，我从来不会对学生撒一个谎，学生自然也信任我。”杨文权说。
20年教学生涯，杨文权陪伴学生的时间远远超过陪伴家人。对此家人难免有些抱怨。这也让他感到愧疚。有人问他是否后悔选择当教师，他说：“没啥后悔的。至少我对得起每一个把孩子交给我的家庭，对得起每一个孩子。”
如今，杨文权的学生中已经有5人回到母校任教。当年的学生成了同事，杨文权还是习惯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聊聊。他说：“感觉他们还是孩子。”
但那些学生已经长大了，其中一些人也当上了班主任。他们学着当年“老班”的样子，去陪伴自己的学生。
杨文权对年轻教师有三点要求：一是工作要有热情，不能把负面情绪带到学校，要以身作则；二是专业要扎实，能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三是要先了解学生具体情况再开展教育，班主任要了解学生的家庭、思想、生活、社交圈，科任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科基础和认知水平，不了解具体真实的情况就不要随意评价一个人。
从高中班主任悄悄递来的饭票到杨文权20年如一日在讲台上踏实耕耘再到他的学生接过育人的“火炬”——这场精神接力从未中断。杨文权说，他希望自己教过的学生都能踏踏实实做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守住初心。
当年，金沙江畔的船工用生命帮助红军渡过天险，奔向胜利。今天，杨文权以及像他一样坚守一方山水的教师，用青春和师者大爱为山区孩子创造另一种可能——走出大山，就像90多年前从这里渡河的红军一样，一直走，走向广阔天地，走向美好未来。
四川·泸定
╱张冠超 ╱
中共党员，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副校长，四川省泸定中学校长，中学音乐高级教师。在数字音乐与信息技术融合方面有丰富经验，2025年8月，作为中组部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校长到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进行帮扶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一位音乐教师从江南水乡到高原藏族聚居区，用“技术流”的执着与“浪漫派”的情怀，在泸定桥畔写下新时代的教育答卷。张冠超的故事，是“组团式”帮扶的生动缩影，更是教育者跨越山海、以心换心的赤诚实践。他带着数字赋能教育的硬核本领而来，更带着“让每个孩子被看见”的柔软心肠扎根。
四川省泸定中学张冠超
他的教案，音符与AI“共舞”
本报记者 袁媛 康丽 | 朱秀庆
初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泸桥镇，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上，13根碗口粗的铁链悬空横卧，时有行人踩着铺设的木板走过这座盛名在外的桥。战战兢兢、一步一踱的是慕名而来的游客旅人；稳稳当当、目不斜视的是傍河而居的当地村民。张冠超曾多次陪着红色研学团队到泸定桥畔参访体验，如今已经算是“半个”本地人的他早就能面不改色地过桥。
对张冠超来说，从去年8月踏上这片镌刻下“飞夺泸定桥”英雄传奇的红色热土起，他渴望带来、期盼留下的远不止故事和回忆。
▷用“感性解法”做好跨界工作
1998年张冠超大学毕业，进入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成为一名音乐教师。那时的他不会想到，20多年后自己会跨越大半个中国，以中组部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校长的身份站上四川泸定的讲台。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张冠超在杭州多所名校都有任教经历，干过的岗位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团委书记、教导处主任、学生处主任、总务处主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安全、信息化、财务的副校长。
他人眼中，一个音乐教师做这些“跨界工作”难度不小，张冠超却有自己的理解：“音乐老师是我的主线，是正业。我的课上得不差，不管什么时候在音乐老师里都是最好的。”这话张冠超说得“不谦虚”，因为他确实有这份底气。而对于“副业”，张冠超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虚荣心”，“别人可能觉得一个音乐老师干不好别的，我就想听一句‘好话’——‘你跨界怎么做得这么成功’。”
这个“想听好话”的音乐教师，做起事来确有一股罕见的韧劲。
1999年电脑尚未普及，张冠超就买了一台电脑自学数字音乐。为了买一根MIDI数据线，他坐了24小时的火车去北京。那时没有翻译软件，张冠超啃的全是写满专业术语的英文原版教程。一次，他自学一个新软件，发现怎么都无法把一段音频从左移到右。没有任何教材、没有老师，整整一个星期，张冠超都被困在这个问题上。直到懊恼到极点时拍了一下桌子，不小心碰到了鼠标右键——音频动了，张冠超才发现这个软件的逻辑是左键选中、右键移动。“如果有老师教我，只需要3个字：用右键，一秒钟都不用。但我没有老师，自己花了一个星期。”他笑道。
然而正是这样的笨功夫，让张冠超打下了扎实的数字技术功底。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一年学一门软件，一年写一本教程，一直坚持到2010年。后来转做后勤、物联网、大数据、AI赋能教育，看似跨界千里，其实那条技术的暗线早已埋下。
这样的“技术流”底色与张冠超身为音乐教师的感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管理风格。
在杭州第十一中学担任副校长时，张冠超负责组织开展食堂刷脸吃饭项目，他的目标是压缩学生完成点菜支付的时间。技术团队的反馈难达预期，刷条码产生金额、在收银机上输入数字确认、再刷脸——两个系统接口不对、代码不通，四五十家团队没有一家承诺能做到。换作理性思维的管理者可能会分析技术难度、排期解决，张冠超却说“一定有办法能在一个设备上搞定”。最终，看似“无法完成”的设想竟真的在他“感性”的坚持和努力下实现了，每个学生刷脸完成支付的时间从平均12秒减少到9秒，最长排队时间从7分20秒压缩到5分40秒，省出来的1分多钟学生可以用来遛弯、冥想甚至多睡一会儿。
张冠超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行事逻辑：“音乐老师是感性的，不理性。我不花费太多时间分析难度和概率，有时武断一点，事情就成了。”
▷到泸定，在民族地区做点什么
来泸定，源于一颗在张冠超心里埋了4年的种子。
这颗种子源自两个朴素的念头：藏族聚居区有雪山、草地、藏族同胞，音乐教师对这样的地方总怀着一种浪漫情怀；而作为党培养了多年的干部，张冠超在多所学校积攒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如果能到民族地区作出点贡献，我愿意。”
早在中组部第一批“组团式”帮扶工作启动时，张冠超就想报名，但家庭原因未能成行。“从那时起我就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实现这个梦想。”体检、面试、培训、交接……2025年8月，张冠超正式踏上泸定的土地，担任四川省泸定中学校长。
来之前，张冠超心里半是向往、半是恐惧：帮扶的难度有多大？当地的孩子、同事是否愿意接纳自己？“这些都是不清楚的。”张冠超坦言。
没多久，泸定县委、县政府决定将泸定县第一中学合并到泸定中学，统一沿用“四川省泸定中学”校名。两所学校历史上本是“亲兄弟”，但“分家”之后难免有所隔阂。张冠超接到了任务：促进两所学校工作融合、理念融合、情感融合。“其中情感融合是最难的。理念可以开会传达，工作可以布置落实，但情感上融合不是靠文件能解决的。”
于是，张冠超拿出了他的“感性解法”。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合并之前就与两所学校食堂背后的一卡通公司沟通，将教职工的银行账号和刷脸照片放进同一个目录。合并成功后，教师直接“刷脸”就能在对方校区消费。这件事的灵感来自张冠超曾经在杭州的“教训”。“当时我分管学校的两个校区，教师到对方校区开展教研活动时饭卡不能用，一到饭点就很尴尬，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看似融洽，次数多了就不太好了。”张冠超说，像这种人为原因产生的金融不通进一步导致情感不通，他是吃过亏的。也因此，张冠超的逻辑很清晰：消费通了，情感就通了。
不久，张冠超组织了一场“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两校区命名”的活动，他笑称：“两校合并对泸定县来讲是一件大事，相当于北京的北大和清华合并。”老百姓关注结果，张冠超要让老百姓也参与到过程中来。这场活动的预热效果远超预期，参与网络相关讨论的达到12.7万人，并根据两校区所在的街道名定下“得志校区”和“火炬校区”，两个校区的名字也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得志”，缘起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员杨得志上将，寄寓泸中学子赓续红军长征精神，勇攀知识高峰；“火炬”，传承长征星火之志，象征泸中师生高擎理想火炬，闪耀康巴高原。
做足了情感和社会舆论准备之后，两个校区顺利合并，张冠超的重心也随之放到日常管理工作中。在学校时，他发现常有人叼着香烟、打着电话、开着手动挡汽车“砰砰砰”地穿过教学区。“我的心也跟着车的声音‘砰砰砰’地跳。如果不实现‘人车分流’，不出事是偶然的，出事是必然的。”分管过安全工作的张冠超担心不已，决心在学校开一个后门实现“人车分流”。泸定地势高高低低、起伏不平，学校开后门涉及消防、交通、环卫等部门，前后用了近3个月终于完成，学生的安全得到保障，张冠超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
上任之后，张冠超还干了一件“得罪人”的事：向形式主义开刀。他发现当地学校很讲究座次排位，要设主席台、领导要坐正中间、讲话要尊称某某某、发言完还要总结。在张冠超看来：“学校里面少搞这些虚的。上课第一，省点时间让老师上课。”他立下规矩：学校不允许设主席台，所有发言者站着讲。“站着讲有个好处，讲的时间短。更重要的是，能给人一种平等的感觉，不要坐在那里显得高高在上的样子。”张冠超还规定，任何人单独发言不能超过20分钟，讲话最好在10条以内，超过的发书面材料，全校每月只开一次会，将充足的时间留给教研和上课。
在与学校中层干部聊服务意识时，张冠超说了一句话：“身段放得越低、工作做得越扎实，你在老师心中的形象就越高大。”这是当年他初入职场时就悟出来的道理，如今在千里之外的泸定，依然是张冠超的行为准则。
▷留下一所“有AI”的学校
到2028年7月，张冠超的帮扶期将结束。
当记者问离开时想留下什么时，张冠超的回答一如既往坦诚：“首先，让别人记得住我，我来过。这是感性的。”他笑了笑，话锋一转，“从理性层面讲，我要把泸定中学变成甘孜州的一所现代化、很潮、很温暖的学校。”
张冠超将自己在数字教育领域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全部用在了泸定中学的智慧化建设中。甘孜州当地的教研力量十分薄弱，教师想成长没有团队、没有氛围，张冠超便引入AI智能体辅助教学，这个智能体不是通用大模型，而是按照四川省高考和国家课程标准专门投喂数据的垂直智能体。智能体能够提供在线集体备课功能，备课过程中智能体会给出建议，这让教师的备课水平大大提高。
张冠超还在各班设立电子班牌并开通亲情留言板块。以前家长与孩子联系需要通过班主任，不仅不方便更会导致情感衰减——家长不可能通过班主任说“宝贝我爱你”，只会说药放在哪里、记得添衣服。在张冠超看来，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情感直达至关重要。现在家长通过微信留言，孩子在班牌上刷脸就能看到，还可以用语音或文字回复。张冠超亲眼见到一个小女孩看到妈妈的留言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就像在父母面前撒娇一样。”张冠超说，甘孜地域条件恶劣，孩子回趟家不容易，用这种方式也算弥补了思念之苦。
对于那些一个学期回一次家的藏族学生，张冠超尤其关注。他在校园里养了孔雀和澳洲鸵鸟，双休日不回家的孩子常常坐在养殖区域跟动物聊天、喂食。刚开始这些动物还很怕人，后来渐渐感受到善意，就敢凑近吃学生手上的东西。“这多少能让离家的孩子得到一些心理慰藉。”他说。有学生还在校长信箱里留言：“校长，你赶紧给它建个房子吧，下这么大的雨，把它们淋坏了。”其实自然环境中孔雀不需要房子，直接上树就行，但孩子们提出来，张冠超就建了两间“房子”。
就这样，张冠超日复一日地“雕琢”校园、守护校园里的每一张稚嫩的笑脸，却不曾想付出和温暖双向奔赴、涓滴成河，也反过来充盈了他的内心。
那是一个雨天，张冠超收到藏族女孩格绒卓玛的来信，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张冠超到校后做的每一件事：“我看见泸中的校园里多了很多有趣的色彩，小动物、心理发泄室……泸中变化真大，我觉得身边的大家也多了很多笑容，我想当您看见大家脸上的笑容时，您也一定很开心。”张冠超以为自己在学校所做的只是“把窟窿补一补，把事情做得更严谨一点”，但卓玛却注意到了每一个细节，“我把所有心思花在学生身上，没想到他们的反馈远比我的付出更多。”他说。
如今，张冠超有两个更大的愿景：以泸定中学为圆心，把“组团式”帮扶的成果向整个甘孜州辐射；以泸定为红色基地，把泸定精神向全国辐射，尤其向浙江辐射。
张冠超看得清醒：“帮扶团队早晚要走，走了之后什么能留下来？理念、方法、意志。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现在师资富裕，送他们去杭州培养。”他组织“反向组团式帮扶”，把泸定中学的骨干教师组团送到杭州顶岗上课，不是旁观观摩，而是真上讲台、真当班主任，并计划三年输送30多位本地教师。张冠超清楚这样做带来的压力，“但我既然要为以后服务，就要从长远去看。”背后支撑张冠超的，是一个强大的帮扶团队。他开玩笑地说道：“他们对我的说法是，只要张校长说出来无条件满足。”张冠超引入的智慧设备、学习机等，大多是企业和机构听说他在泸定后免费捐赠的。“因为这里是泸定，是红色之地，企业愿意帮，这是沾了泸定的光。”
得志校区有一座碑，叫作“飞夺”。张冠超解读这两个字：“飞，就是要快，快速行动；夺，不是等待获得，是要主动争取才能得到。这与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一脉相承。”顿了顿，他补充道，“我想，这两个字也和我来泸定做的事情对应得上。”
甘肃·会宁
╱陈海龙 ╱
中共党员，正高级教师，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副校长，曾获得甘肃省骨干教师、甘肃省优秀辅导教师、白银市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25年，成为全国县域普通高中头雁教师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会师圣地会宁，大山阻隔视线，却挡不住教育的薪火相传。20余载讲台坚守，陈海龙完成了从山里学子到头雁教师的蜕变。他深耕思政教学，跳出课本，将长征故事化作鲜活课堂；他创新课堂教学，以耐心与善意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梦想；他担当头雁使命，发挥工作室辐射力量，带动县域教师队伍拔节成长。在会宁，他不是在教书，而是在“摆渡”——把一批又一批渴望看见海的学生，渡向人生的无垠彼岸。
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 陈海龙
飞过山的头雁，带回海的消息
本报记者 黄浩 钟原
“山那边是什么呢？老师告诉我，山那边是海啊！”
这是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教师陈海龙在回忆散文《山那边》里写下的一句话。会宁，群山环抱，就像他文中形容的“一张褶褶皱皱的老花布”。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这里胜利会师，走完了万里长征的最后一段；90年后，一群群会宁娃翻过眼前的大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海。
每天清晨6点多，在会宁县第一中学的校门口，总能看到一个微笑着迎接学生的身影——陈海龙。他是这所学校的副校长，也是一名站了20多年讲台的思政课教师。学生习惯叫他“陈老师”，家长说，这个老师的笑容“是心与心之间最近的距离”。
从山村少年到“娃娃老师”，从乡村小学教师到全国县域普通高中头雁教师，陈海龙走的是另一条长征路。
▷从山里来，回山里去
陈海龙对“老师”最初的向往，是从一堆旧书里“长”出来的。
尽管出生在会宁的一个小山村，但陈海龙还算幸运——爷爷在旧社会读过完小，是当地的识字人；父亲高中毕业，家里“有很多书”。小时候，他抱着《三国演义》读得痴迷，守着一台收音机听单田芳的评书，边听边说。在那个封闭的山村里，“我们见到的文化人只有老师，我自小就崇拜老师。”多年后陈海龙这样回忆。
不过，真正让陈海龙走上讲台的不是那份向往，而是家境所迫。初中毕业那年，他以全县优异的成绩考入会宁二中，但陈海龙的哥哥同样在读高中，两个高中生的学费全靠父亲打零工挣取，家里实在难以支撑。
在会宁二中读了一个月后，陈海龙收到另一份通知——靖远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其时，就读中师不仅学费低，每月有生活补助，而且毕业后能安排工作。父亲与他商量：“要不，你上中师，让你哥哥读高中？”
14岁的陈海龙点了点头，想着能替父亲减轻负担，而教师原本就是他最崇拜的职业，他没觉得委屈。就这样，他背起行囊离开了高中，进了靖远师范。在那里，吹拉弹唱、三字一画，他勤学苦练，一刻也不敢偷懒。
1999年，17岁的陈海龙毕业，成为当时会宁最年轻的人民教师之一，被分配到青江驿乡偏远的苏岘小学。从家到学校5公里地，要翻两座山，他便住在学校。
苏岘小学条件很艰苦，校园里全是土坯房，两个老师挤一间宿舍，喝的是水泥砌成的水窖里存的雨水，并不卫生。晚上，本地老师都回家了，偌大的校园只剩陈海龙一个人，万籁俱寂，他就着一盏灯看书，看到困了才敢睡。
条件虽苦，陈海龙却善于苦中作乐。中师出身的他是全科教师，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等多门课一起上，周课时最多时达35节。课余，他带着学生在尘土飞扬的土操场上打篮球——篮球架是自己钉的木架子，木板上装个篮筐。为了给一个成绩落后的班级补课，没有教辅资料的他跑到县城书店淘回一本复习资料，晚上学生放学后，一个人趴在桌上刻蜡纸，一张一张油印出学案，第二天发给学生。
7年间，陈海龙从苏岘小学到青江小学再到青江初级中学，自费给经济困难学生买文具，给学生讲自己在城里的见闻。“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是您让我们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多年以后，有学生这样告诉他。
但陈海龙不甘心只做一个“凭经验教书”的老师。他一边教书一边自考，先后拿下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和本科学历；2005年，他又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在那里，几位讲马哲、讲毛泽东思想的教授学识渊博，讲起课来“举重若轻”，让他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思政课承载着塑造学生价值观的重任，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要认真研究。”
2006年，适逢会宁一中招聘思政课教师，陈海龙前去试讲，抽到的题目是《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他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句话切入——“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把个人的消费观讲成了国家发展的大道理，学生听得如痴如醉。课讲完后，学生全体起立为他鼓掌。当晚，校长席明珍把他叫到办公室：“你的课讲得不错，愿意到会宁一中任教吗？”
“这是天大的喜讯呀！”陈海龙回忆当时的情形，仍然难掩激动。从2007年起，陈海龙站上了会宁一中的讲台，一教就是近20年，从未间断。
▷把道理讲到学生心坎上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科创中学校教师姜华是陈海龙曾经的学生，在他的记忆里，陈海龙第一次走进教室，“温文尔雅，戴上眼镜的时候很有书卷气。如果把陈老师比作将军，无疑是一位儒将”。
姜华至今记得陈海龙教课的三个特点：“一是深入浅出，二是逻辑清晰，三是善于用学科知识育人。”
讲经济生活中的收入与分配制度，陈海龙会现场端起水杯做示范；讲哲学里抽象的“扬弃”概念，学生一脸茫然，他就讲起老家农人扬场的工序——谷子扬起来，瘪的随风去了，饱满的落下来，既有趣味，又十分形象。
陈海龙讲思政课，善于启发学生“用课本中的哲学智慧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他一直倡导“用生活中的例子，用学生身边的例子，用大家熟知的例子，去讲大的道理”。
会宁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地，这片土地上的长征故事，就是陈海龙最生动的教材。讲思政课，他从来不搞生硬灌输，而是在讲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时，一点一点“渗透”进去：讲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牺牲在会宁的大墩梁上；800多名壮士为阻击敌人、掩护三军会师，长眠在会宁大地上；讲那个住在老乡家里的红军小战士，敌机投弹的一刻，他冲过去把孩子推进屋子，自己却牺牲了；讲那位被救老乡的后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长征”“续征”“远征”——“意思是让孩子长大以后，不要忘了长征，继续长征”。
“我通过这些身边的事例影响学生。”陈海龙说，在他看来，这就是把国家的课程“种进了会宁的黄土里”。
陈海龙还有一个坚持了多年的“土办法”：早餐时间，让高一、高二学生全员收看新闻联播，边吃边看，“主要就是让大家关心国家的发展”。
“思政课既要脚踏实地，又要顶天立地。”陈海龙说。在这一教学理念支撑下，他的课多次获省级优质课一等奖，他撰写的《育人之花，从“课”绽放》被教育部评为2018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主持的成果获甘肃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但比奖项更让他得意的是学生的反馈。那个曾经上课犯困、被他用一小颗粉笔头“点醒”的姜华，如今站在了讲台上——“很多人以为文科不讲逻辑，其实是很大的误区。我很荣幸在高中阶段就受到了陈老师逻辑思维的熏陶和训练”。
▷不止于分数，更关乎成长
思政课教师既要教好课，又要育好人。在陈海龙看来，思政课从来不只是一门考试的科目。课堂之外，他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学生身上。
一天体育课，陈海龙发现学生齐欣欣（化名）独自坐在空教室里。他问：怎么不去上体育课？齐欣欣抬头看了看他，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老师，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原来，这是个听障学生。
从那天起，纸条成了师生俩的“课堂”。陈海龙课堂上用纸条问齐欣欣哪里不懂，课后她将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陈海龙。一次，陈海龙又在纸条上给齐欣欣写下：“你虽然听力有障碍，但你的声音很好听。放声读书也不错啊！”一天，陈海龙发现齐欣欣已经走到楼道里，放开声音读书了。
高三毕业时，齐欣欣成了全班前两名的学生，并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这个曾经需要别人帮助的听障学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人。大学毕业后，齐欣欣做了手术，不仅可以正常与人交流，而且“特别阳光自信”。她给陈海龙发来一条信息：“在茫茫人海中，感恩遇到了您。”
“教了那么多年的书，我对这句话感悟很深——教育就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陈海龙感慨道。
被推动的云，不止一朵。
还有一个女生，高三时连续多天失眠，精神濒临崩溃，一度想退学开理发馆。陈海龙百般劝导，还借用她家人的手机与她发信息交流，告诉她：“希望你能将高中念完，过一段完整、幸福的高中生活，不然你会留遗憾的。”末了还补一句，“你现在不去，照毕业照的时候，你来不来？”在陈海龙的劝导下，女孩重新振作起来，最终考上了苏州大学。后来，女孩专程回学校看望陈海龙，对他说：“这些都是您给我的自信。”
教过数以千计的学生，陈海龙总结自己在这条路上的幸福：“一是陪伴，在成长的路上能陪伴学生、看着自己的学生成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二是成就，在这些学生最无望的时候，你帮他一把，哪怕一句鼓励的话，帮他渡过难关，他们就迈向了更广阔的空间。”
陈海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教书更看重成绩，育人才能管一生。”
▷头雁领飞，让更多老师“飞”起来
2025年，陈海龙入选全国县域普通高中头雁教师，整个白银市只有两人入选。这项计划的目标很明确：支持优秀教师建立工作室、搭建平台，辐射带动县域教师队伍建设。
“头雁领航，群雁齐飞”——对陈海龙来说，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副实实在在的担子。
2023年，陈海龙被甘肃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确定为甘肃省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024年起，担任甘肃省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教研基地学科负责人。依托会宁红色教育资源申报了思政学科教研基地，甘肃省仅此一例。
如今，陈海龙工作室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研训已经做了3年，每年培训80名教师，3年共240人。
会宁一中高三教师李雪兰是工作室的成员之一，她至今记得自己加入前的困惑：“我一直以为，思政课很多时候只是‘教教材’，就是读课本而已。”当陈海龙头雁名师工作室面向县域思政课教师遴选成员时，她主动递交了申请。
加入陈海龙的工作室后，李雪兰的教学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在陈海龙的带领下，工作室立足本地红色历史，开发出“行走的思政课”“场馆思政课”。依托长征胜利90周年，李雪兰在陈海龙指导下承担了《回望长征，精神永续》场馆思政课的录制和白银市《开学第一课》的录制。
“设计课程和录制的过程，也是集体备课的过程。工作室各位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各抒己见，互相点评修改。”李雪兰说，“那一刻，我深切体会到——思政课不只在教室，红色旧址本身就是鲜活的课堂，思维只有碰撞才能生出艳丽的火花。”
在李雪兰看来，工作室打破了一所学校“闭门教研”的局限：“对会宁这样的欠发达县域来说，优质教学教研资源相对有限。工作室立足本地培育教师队伍，让县域内的教师能够成长，这是我们不断成长的一个阶梯。”
头雁的责任还不止于此。多年来，陈海龙多次赴天水、定西、平凉、白银、兰州，甚至宁夏固原、青海西宁等地承担教师培训和高考备考讲座，深受好评。作为副校长，他还要把更多心思放在“办好群众身边的学校”上：“原本我只专注于教育孩子、教书育人，现在肩负起更多管理责任，就必须思考，怎么让当地的学生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有人问他，如今身为正高级教师、副校长，心态可有变化？他笑着说：“我非常知足。我的心态和刚从教时一样——就是想成为一名好老师，把学生培养好。”
正如人民教育家于漪所说的“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这句话始终激励着他。
清晨6点多，校门口那个带着微笑的身影仍在；深夜10点，有时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90年前，一支队伍翻过千山万水，在会宁会师，走完了令人惊叹的长征；90年后，在这个曾经的会师之地，一个个“陈海龙”正在进行着另一场接力——他们守在大山深处，日复一日地告诉学生：山那边是海啊！
而最令他们欣慰的，正如姜华送给他的一句话：“陈老师，谢谢您，您辛苦了——毕业后，我也成了‘您’！”
宁夏·西吉
╱马淑英 ╱
中共党员，中小学高级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宁夏西吉县特殊教育九年一贯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曾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代表，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代表，曾荣获闽宁两省师德师风先进个人、宁夏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师德建设先进个人等称号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31载从教路，从普通教师到特教校长，她俯身拾起被忽视的羽翼，用温柔融化戒备，用坚韧叩开一扇扇紧锁的家门。
从校门到公交站，289米，寻常人3分钟的路程，马淑英却用脚步丈量出别样的长度。
她把“老师”二字写成“妈妈”的模样：深夜清理污物不戴手套，是怕伤了孩子的皮肤；大雪封路独自留守，是把孤单的周末填满；守候公交站台的每个清晨，是把289米走成最长的牵挂。
宁夏西吉县特殊教育学校 马淑英
守望西海固“最长”护学路
本报记者 李鹏 韩世文
从宁夏西吉县特殊教育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只有289米。但在校长马淑英看来，这段路太长了——对坐轮椅的孩子来说，一道小坎就是一座山；对拄拐的孩子来说，一个浅坑就是一道沟；对听不见汽笛的孩子来说，车流就是最大的危险。马淑英放心不下，所以每天清晨6：40，赶在头班公交进站前，就已经站在站牌下了。西海固的晨风又硬又冷，她裹紧衣服，望着车来的方向。天长日久，她成了公交站的一道“风景”。经常等车的乘客并不知道她是这所特殊学校的校长，却都知道她是这群特殊孩子的“妈妈”。
▷“我是老师”
马淑英的名字在西海固地区的乡野间寻常得不能再寻常。“淑”是贤淑的淑，“英”是英气的英，这是农家父母对女儿最朴素的期许。50多年过去，这两个字在她身上有了另一重含义：“淑”是俯下身去的温柔，“英”是压不弯的肩膀。
西吉县地处六盘山腹地，曾是“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核心区。很长时间里，这里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孩子要上学，只能去上百公里外的固原或银川。这所学校由早年办在小学里的聋童实验班一步步发展而来；2020年7月独立设校时，马淑英担任校长。
此前，马淑英先后在西吉县北庄小学、原回民小学任教，从普通教师干到副校长，分管过特教班。2016年，听障年级原班主任休产假，无人接手，她主动揽下重担，从零自学手语，三餐课余和孩子们同吃同玩，一点点融化他们心底的戒备。班里贫寒体弱学生小红的看病买药、日常起居全由她照料。也是在那段时间，一场意外让她左胳膊粉碎性骨折、多根肋骨断裂。住院输液期间，学生小林走失的消息传来，她当场拔下针头，顶着漫天大雪走遍街巷，挨家挨户搜寻，直到把孩子平安找回。
接过特殊教育学校的担子时，摆在她面前的是校舍简陋、师资紧缺、康复设备匮乏。而最难破除的是当地根深蒂固的偏见——不少家长认定残疾孩子读书无用，把孩子常年留在家中。看着一个个本该拥抱校园的孩子困在院落，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每一名适龄特殊儿童有学可上。
马淑英带头扛起劝学的重任，带领教师走遍了全县19个乡镇、300多个村庄，无论刮风下雨都翻山越岭，从未停歇。脑瘫患儿小娟、小蕊、小牡丹的父母起初执意不肯送孩子上学；小慧、小霞的家长也看不到希望，几次将她拒之门外。但她从不气馁，每户人家前后走访四五次。她坐在农家院里，和家长拉家常，拿出手机播放孩子在学校上课、康复、游戏的视频，最后轻声劝慰：“先让孩子试一试，如果不合适，我们再商量。”这份执着与真诚，一点点解开了家长心中的死结，一个个原本封闭在家的孩子终于走进了校园。
对于那些重度残疾、行动不便、无法到校的孩子，马淑英牵头组建了送教上门队伍，常常亲自驾车带队下乡。哪个孩子住在哪道山梁、哪条沟岔，家里有几口人、境况如何，她都记在心里。山路难行，车到不了的地方就靠两条腿走；下雪天，她把课本揣进怀里，生怕书本被雪水打湿。到了学生家里，她在炕边支起小桌，一页一页地耐心讲解。有一个常年卧床的孩子，马淑英和其他老师每个月都去这个孩子家里，不仅带去课本，还带去一些生活用品。2025年深秋，一场冷雨让去往新营乡的山路变得泥泞不堪，车轮深陷泥坑，马淑英坚持带着老师赶到了学生家。家长心疼地劝她雨雪天不必奔波，她只是温柔地笑了笑：“答应了孩子的事，就不能失约。”孩子的母亲抹着泪说，原以为孩子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还有人对他这样好。多年来，马淑英累计摸排了百余名适龄残疾儿童，全力推动应入尽入、应送尽送，为大山里折翼的孩子推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生活的门。
有人问马淑英，为什么要执着于让每个特殊孩子都尽量入学，哪怕跑断了腿也要去劝？她的回答很实在：“我是老师，这是我的工作。”
▷“我是你们的校长”
把学校办好比把学校办起来更难。这所特殊学校承担着全县残疾儿童的教育康复工作。马淑英常对教师们说：“这些孩子只是走得慢一点，不是走不到；我们要做的是陪着他们慢慢走，别催。”
特殊教育一头连着教学，一头连着康复。马淑英主动对接县残联、卫健部门，把专业的康复团队请进校园；课程设置上，文化课与技能实训并重，剪纸、扎染、烹饪等课程一门门开起来，为的是让孩子将来能自理、能自立，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进行语言训练的孩子，对着镜子一个音一个音地练习发音；进行肢体康复的孩子，扶着栏杆一步一挪地练习；握不稳剪刀的，就一点一点地磨；认不准火候的，就一遍一遍地练。有的孩子入学时吃饭连勺子都握不住，毕业时已经能自己穿衣、叠被、洗袜子；有的孩子起初不敢抬头，如今能大大方方地站上舞台唱歌。
马淑英还推动普特融合，一次次带着学生走进普通学校、科技馆和博物馆，将孩子心底的自卑一点点化解。从无到有，从简陋到规范，一所县城的特殊教育学校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好。
学生刘毅雪的故事最能体现这所学校存在的意义。这个患有脑瘫的女孩，说话含糊费力，别人10分钟能走完的路，她要挪上20分钟；写字时得紧紧攥住笔，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刚入学时，她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马淑英常说：“特殊教育急不得，这是一份慢的教育。对这些孩子，就是要多等一会儿，多容一点儿。”刘毅雪爱读史铁生，也爱写日记，马淑英就鼓励她阅读、写作。刘毅雪的作品，马淑英和班主任谭建莉一篇一篇地看，一字一句地改。刘毅雪手抖得厉害，马淑英就轻轻握住她的手，一笔一画地陪着描摹。刘毅雪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马淑英掌心的温度。
在这样的土壤里，刘毅雪慢慢“开了花”。2026年8月24日，她的文章《于贫瘠之土，起参天之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身体够不着的远方，文字可以。”一个特殊孩子走过的路成了这所学校最好的注脚。文章见报后，刘毅雪特意找到马淑英，想当面说声谢谢，话到嘴边却有些哽咽。马淑英拉着她的手说：“我是你们的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
在马淑英和同事的悉心呵护下，一批批学生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多名听障学生还考入了宁夏特殊教育中心。马淑英盼着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走出自己的路。她说：“这些年，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孩子，有的进了工厂，有了一份能养活自己的手艺；有的回到家里，能替父母分担一点活计。对一个特殊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能自立，就是天大的事。”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作为学校带头人，马淑英把带队伍当作头等大事，经常组织教研比武和专业培训，安排中青年教师外出学习，手把手倾囊相授。在她的带领下，学校先后获评县、市先进集体。
▷“你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妈妈”
在特殊教育学校，“老师”这个称呼常常就是“妈妈”的意思。
马淑英向记者讲起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时学校刚刚成立，一天深夜，一名学生突然在宿舍失禁，床上、墙上到处都是污物。几个年轻教师见到这般“惨状”，都不禁定在了宿舍门外。闻讯赶来的马淑英没有迟疑：她先打来温水，小心翼翼帮孩子擦洗干净、换上干净衣裳，拍着背哄睡下；再把床单被罩一一换下，洗净晾好；最后挽起袖子，把墙上的污物一点点清理干净。做完这一切，窗外天已蒙蒙亮。为孩子清理身体时，有教师看不下去，劝马淑英：“校长，戴个手套吧。”她摆摆手说：“孩子的皮肤已经受到刺激，如果用硬邦邦的橡胶手套接触他，他会感到更不舒服。”
自那晚之后，再遇到类似情况，年轻教师不再回避了。她们在马淑英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如何做一名特教教师，也学会了如何当一位“母亲”。
这样的“母爱”，学生每天都在感受。有学生上吐下泻，家长农忙顾不上，她就独自看护，喂水喂饭，悄悄换洗尿湿的床单衣物。想家的学生深夜哭闹，她就把他们抱进怀里，轻拍后背，静静等待情绪平复。大雪封路、公交停运，学生回不了家，她让其他老师回去休息，自己留下陪学生做饭、游戏、打扫洗衣，把孤单的周末填得满满的。吃饭时，她蹲下身，与坐着的学生平视，一口一口地喂；有学生不慎呛到，她就轻轻拍背，悉心照料。学生的纽扣掉了、衣角破了，她常备针线，细细缝好……有一次，一个住校生深夜发烧，马淑英拉着当医生的丈夫第一时间赶到学校，先稳住病情，再驱车将学生送到医院。她整夜守在病床旁，一遍遍用温水帮学生擦拭身体。睡得迷迷糊糊的学生攥住她的手，轻轻唤了一声“妈妈”。
如今在校园里，学生喊她“校长”的时候，远不如喊“妈妈”的时候多。她的亲生女儿看在眼里，半是嗔怪、半是骄傲地打趣道：“妈，你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妈妈。”这句玩笑话让她愧疚不已，她把温柔都给了别人的孩子，亏欠的是自家儿女。可她始终坚定：“不论是普通孩子还是残疾孩子，都是一个家庭全部的寄托。”
又是一个清晨。初秋的西吉县城，晨风已经很凉了，马淑英穿得比旁人厚许多，常年的守望让她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病，关节疼得厉害。但她还是比最早的一班公交车来得早，依然站在站牌下，站在西海固刀一样的风里，陪着这些特殊孩子走过这漫长的289米，就像母亲陪伴自己的孩子一样。
陕西·延安
╱韩 涛 ╱
中共党员，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现任该校航海技术专业群负责人、轮机专业带头人，全国现代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航海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带领团队建成国家级航海技术骨干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曾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向上滑动阅读报道）
从黄海之滨到黄土高原，韩涛带着大海的记忆，在延安开启了全新的“航海旅程”。学生问他“海有没有岸”，家长问他“学航海能不能活着回来”，妻子问他“离海这么远能不能教出闯海的孩子”——他用18年和4500个走向深蓝的学生，回答了所有问题。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韩涛
从黄土高原出发去航海
本报记者 崔斌斌 万景达
今年暑假，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航运工程系教授韩涛，带着4名学生去了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在车间里待了好几天，实地了解造船和修船工艺。去年拿了全国技能大赛金奖的那个项目——“船舶轴系数智化校中系统”，他们想把比赛模型变成船厂里真正实用的东西。
几天后，学生又去了大连，登上“育鲲轮”出海实习10天。
韩涛站在码头，看着那几个学生的背影慢慢变小。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场景——每年都有学生从延安出发，第一次看见海，第一次上船。只是每次他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
他想起2008年自己从青岛来延安的那个冬天。火车在陕北高原的沟壑间走了很久，窗外是连绵的黄土。妻子抱着刚睡着的孩子，轻轻问道：“离海这么远，真能教出闯海的孩子吗？”
那时，他有个答案，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坚定。
▷去黄土高原教人开船
韩涛是山东人，在内陆长大，从小向往大海。
1999年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学院毕业，他上了船，在山东烟台海运总公司的旧船上跑了7年。船上生活枯燥，条件不算好，但工资高，收入稳定，算是份不错的营生。
2002年，韩涛结了婚，有了孩子。常年出海大半年不着家，久而久之，他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就下了船，到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当教师。
从船员到教师，教学让他觉得踏实，干了3年，教学流程基本摸熟了。就在这时，一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延安要办航海专业，缺教师。
当时，交通部海事局在河南新乡召开了“推进中西部海员发展工作座谈会”。会议上提出要在中西部培养海员，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为船员。几轮考察协商之后，决定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筹建航海专业。
专业要办，先得有教师。大学同学问韩涛愿不愿意去。
韩涛很犹豫。
他在山东生活了30多年，妻子、孩子都在青岛。出门就能看见海，他熟悉栈桥的海鸥、啤酒节的喧闹。延安在他的印象里，是黄土、窑洞、宝塔山。一个热爱大海的人，要去黄土高原教人开船，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荒诞。
来招聘的教师跟他说了一句话：“韩老师，革命老区的孩子也想走向大海，但是没有老师愿意到山里来。”
这句话戳中了韩涛。他热爱海，他知道大海能给人带来什么——视野、机会甚至改变命运的可能。如果能把这些带给延安的孩子，那比他待在沿海当个普通教师更有意义。
于是，2008年，他一个人背着包，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青岛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由于水土不服，韩涛的身体很长时间都适应不了。一个人在那里，没亲戚没朋友，特别想家。妻子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再看看”，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更大的困难在教学上。航海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大多是农村孩子，有的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而航海专业中有大量的专业英语。他第一次上课讲“port”和“starboard”（左舷、右舷），重复了十几遍，还是有学生分不清。
一次课后，有学生走到讲台前，怯生生地问他：“韩老师，海是不是跟咱们延河一样，也有岸？”
韩涛愣了一下，然后告诉他：海没有岸，海连到天边。学生听完，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没见过的光。
就是那个眼神，让韩涛决定留下来。
延安是内陆城市，当时很多人觉得在这里办航海教育是天方夜谭。现实确实也很“骨感”：没有设备、没有教材、没有师资。
缺设备，韩涛就带学生把废旧柴油机拆了装、装了拆；缺教材，他暑假跑到沿海港口搜集船舶说明书，熬夜自编实训讲义；缺师资，学生在延安学两年理论后到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用一年时间做实操、考“大证”（船员适任证书），同时上级部门协调大连海事大学派出教师来短期支教。
第一届招生的时候，有家长问：“学这个能活着回来不？”大家对航海不了解，只能一家一家做工作。
第一次上《船舶管理》课，韩涛问：“你们知道万吨巨轮有多大吗？”一个男孩怯生生地低下头：“老师，我连火车都没坐过。”那一刻，韩涛暗下决心：不仅要教他们技能，更要帮他们打开眼界，点燃蓝色梦想。
2011年是一个转折点。那年1月，首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上，105名学生全部签约。
▷一个都不放弃
职校生的基础普遍较弱，教过的学生里，有几个韩涛一直记得。
首届学生张盼阳，是一个从关中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第一次进实训室，他连仪器都不敢碰，小声对韩涛说：“老师，我怕是学不会，家里条件不好，不如早点出去打工。”
看着他自卑的样子，韩涛心里酸酸的，告诉他：“只要你肯学，老师陪你一起。”从那以后，韩涛利用课余时间帮他辅导，把复杂的轮机系统拆解成当地娃能听懂的“土话”，手把手教他操作设备。
毕业前，张盼阳顺利通过国家海事局船员适任证书考试。
如今，张盼阳已是远洋轮机长。他常说：“是韩老师为黄土高坡的娃娃，架起了通往星辰大海的桥梁。”
任琳琅是韩涛2009级学生，上课睡觉、玩手机、不交作业，晚自习溜出去打游戏。到了第三学期变本加厉，直接旷课，多门专业课挂科，考船员证书基本无望。
转折发生在一个冬夜。听说任琳琅要退学，韩涛把他叫到办公室，没有批评，而是问他为什么来学航海。他说是父亲让来的，觉得挣钱多。韩涛说：“那你想不想挣钱？想不想让你爸妈过好日子？如果想的话就别放弃。你才20出头，脑子不笨，只是没把心思放到这里。从今天开始，不会的题都来找我，我帮你。”
任琳琅抬起头，犹豫着问：“韩老师，你真的愿意教我？”韩涛说：“不光教你，我还得盯着你。你要是再旷课，我亲自去宿舍把你拎到教室。”任琳琅破涕为笑。
那个学期，任琳琅真的变了。每天晚自习踏实学习，韩涛一遍一遍地给他讲基础知识。任琳琅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笔记，红笔标出所有不懂的地方……
“大证”考下来那天，任琳琅声音发抖地报喜：“韩老师，谢谢你。要不是你那天晚上找我，我真的就回家了。”
后来任琳琅上了船，跑的是远洋航线。他打电话给韩涛：“老师，我现在觉得，大海真美。谢谢你没让我放弃。”
另一个学生徐马桩的家在延安特别偏远的一个村子。来报到那天穿着旧衣服，拎了一个装着几个馒头和一件旧棉袄的包。他底子差，数学、英语几乎零基础。但特别能吃苦，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英语学不会，就拿个小本子把单词记下来，用拼音标发音，本子翻得破破烂烂的。
两年后，徐马桩考取“大证”上了船，跑东南亚航线。他经常给韩涛发短信：“老师，我到新加坡了，海是蓝的”“我到马来西亚了，这里的人说英语”！
3年后，徐马桩休假回家，专门来学校看看。他告诉韩涛，现在每个月给家里寄6000块钱，家里翻修了房子，他爸不用再去工地搬砖了。
每届学生毕业前，韩涛都会给学生上“最后一课”。不讲知识，只讲三句话。
第一句：“在船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是你父母、你妻子、你孩子的。”第二句：“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你们是从黄土高原走出去的，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第三句：“不管到哪个国家、哪条船，记住你是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你代表的是西部海员的形象。”
18年来，4500多名航海学子从这里走向深蓝，其中多数来自陕甘宁等地的偏远乡村，航海是他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令人意外的决定
2018年，韩涛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辞去航运工程系副主任职务，去当一名普通教师。
这并非一时冲动。
2009年，航运工程系刚起步的第二年，韩涛就开始担任副主任。此后9年，他一边上课，一边做着行政管理工作。但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他干不来。
“我是一个普通老师，不擅长处理那些行政事务上的工作。”韩涛说，行政工作占了他太多精力，教学反而被挤到了一边。而教学是他最舍不得放下的——用他的话说，“教学是根本，不能丢”。
等到2016年学校海军士官定向培养项目落地，相关专业的招生前景明朗，他心里“别让这个系垮了”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决定退出来，把行政职务交给别人，自己回到讲台上去。
现在的系主任吴晓赟曾不止一次跟韩涛聊过相关的事情。在她看来，韩涛是更适合系主任的人选。“他是专业出身，我是非专业出身，这是我们系的实际情况。”但韩涛的态度很明确，只想专心教学。
辞掉副主任后，韩涛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回教学上。教案、上课方法、课程设计，一点一点重新打磨。他不再被文山会海牵扯，开始踏踏实实研究怎么把课讲好、把项目做好。后来拿到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指导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大多是在辞去行政职务之后攒下来的。
许多耀眼的成绩并没让韩涛停下来。他依然每天早早到办公室，安静地在工位上做事。
2019年冬天，新入职的教师李依蔓给自己立了条规矩：即使没课，也要第一个到岗。可连续好几天，总有人比她早到。“这人咋天天比我还早？”她心里嘀咕。直到系里的会议上，她终于认出这个人原来就是韩涛。
2022年和韩涛一起组队备战省级教学能力大赛的时光，至今还让教师刘国鸿历历在目。“无数个下班后灯火长明的办公室，我们围坐桌前逐字推敲教学设计，反复打磨课堂互动环节，交换各自教学思路，互相指出疏漏短板。”刘国鸿回忆，“韩老师做事极致严谨，小到一句课堂过渡语、一处实训操作演示细节，他都反复斟酌修改，绝不敷衍了事。这份精益求精、严谨务实的匠人态度，让我读懂了何为师者担当、何为团队同心。”
去年陕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备赛故事，让学生杨彬对韩涛有了新的认识。
“距离正式比赛仅剩一周时，赛事专家传来了评审意见，我们打磨许久的整套参赛项目方案被全部推翻。短短7天重新设计方案、搭建系统、完整演练，在所有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参赛队员士气低落，甚至萌生退赛的念头。”杨彬说。
危急关头，韩涛第一时间稳住大家的情绪，带领学生开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随后的一周，实训室成为他们日夜坚守的阵地。白天，韩涛组织学生研讨全新的技术路线，不断优化设计思路；深夜，陪着学生反复实操演练，排查每一处潜在问题。学生轮流休整，韩涛却始终坚守现场，高强度的压力下肉眼可见地添了许多白发。学生屡次劝说韩涛抽空休息，他只是笑着摆摆手，将全部精力放在备赛工作中。韩涛的坚持鼓舞了全队，最终他们成功拿下这次大赛金奖。
“韩老师认定的事情，基本不会轻言放弃。”杨彬用了一句诗来总结——“咬定青山不放松”。
有人曾问韩涛：“您在延安待了18年，有没有想过回青岛？”
“想过。而且不止一次。”尤其是前几年，妻子跟着他来到这里，气候、饮食、生活都不适应；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家长会、辅导作业、生病去医院，全是她负责。想起这些事，韩涛心里也有很多愧疚，“能坚持下来，妻子至少有一半功劳。”
但每年看着一批又一批孩子从连海都没见过，到穿着制服、拿着证书、登上巨轮、带动整个家庭脱贫，那种难以取代的成就感，让韩涛打消了摇摆的念头，他经常跟同事说：“我们不是在教书，而是在改写命运。”
离海这么远，真能教出闯海的孩子吗？再次回想起2008年妻子的那个问题，韩涛说，他当时回答的是：“延安的娃，凭什么不能拥抱深蓝？”
18年过去了，4500多名学生从他那里走向深蓝，海没有岸，但他们有了方向。如今张盼阳做了远洋轮机长，徐马桩每个月寄回家6000块钱，任琳琅在远洋船上给老师发来照片说“大海真美”……显然，韩涛的回答更加坚定——不是用嘴，而是用实际行动。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不错的话
欢迎【关注】&【星标】&【转发】
来源 | 《中国教师报》1083期
编辑 | 白衣、皮皮兵
（全）
元股证券安全网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